纪清漪

一位民国时期开始执业的女律师，早在北京大学求学时，冒着极大的风险、以极大的勇气，愤然公开“田中奏折”，向全国人民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阴谋。她有坚定的民族立场，强烈的爱国情怀，一生的经历充满传奇色彩，上世纪九十年代，已届耄耋之年的她仍笔耕不辍，继续从事中国古代法学研究，并积极撰写回忆文章，以亲身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教育青年，启迪后人。可谓“生命不息，奉献不止”，她就是爱国女法学家纪清漪律师。

志向远大

纪清漪（1904——1998），出生于河北沧县崔儿庄，是清代著名学者、《四库全书》总编纂纪晓岚的第七代孙女。纪清漪出生时，家道中落，纪清漪三四岁时随父亲纪钜理投奔在黑龙江省任黑河县电报局局长的祖父。纪钜理到东北后，与友人设立公司到漠河淘金，一次开掘出一块巨型金矿矿石，俗称狗头金或马蹄金。黑龙江省督军吴俊升闻讯后，派人来交涉，要加入官股。遭到拒绝后，吴俊升滥用手中大权打击报复，派人到公司查账，硬说公司账目不清，将纪钜理投入监狱。纪钜理设法找回已返山东家乡的原任会计，重新核对账目，结果并无任何差错。在事实面前，当局不得不将纪钜理释放，但公司却无法继续经营了，遂宣告倒闭。这一冤狱，在纪清漪幼小的心灵上刻下军阀专横贪婪和社会黑暗腐败的烙印。

七岁时，纪清漪随两个姐姐一起在黑河第一小学上学。当时地处边陲的黑河教育落后，教学设施简陋，纪律松弛，三姐妹稀稀拉拉地读了五年小学。后来到了齐齐哈尔，三姐妹都进入了第一女子师范，学费食宿费全免，管理严格。除了文化课，学校还每周安排两次手工劳动课。纪清漪在这里完成了四年学业，取得了毕业证书。

纪清漪在中小学时代，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口头表达能力和写作能力尤为突出。在小学和女师的手工劳动，培养了她勤俭朴实、热爱劳动的优良品质。她在东北度过了青少年时期，耳闻目睹了日本、沙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对东北的侵略和掠夺，又遭遇家庭变故，自然而然地从小仇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立志为国为民做一番事业。

爱国学子

女师毕业后，在“五四”新思潮的影响下，纪清漪决定到北京继续求学深造，父亲苦于经济上无力承担没有答应，纪清漪生性刚强，一天下午便趁家中无人，一口气喝下足足有半瓶多烈性白酒伏特加，立即被酒呛得剧烈咳嗽，引起大量吐血，昏厥过去，倒地不省人事，幸被救治脱险。父亲看到女儿求学心切，心生爱怜，答应了她的要求，筹措了路费和学费。1923年秋，纪清漪只身来到北京。

由于在东北接受小学、中学教育，文化基础较低，纪清漪到北京先进行一年的数学、英语等功课补习。第二年，她顺利地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预科。纪清漪心目中最为向往的是“五四”发源地北京大学，所以考上师大后，并未遂愿，而是暗下决心，一定要考进北大，1925年她终于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愿望，考上了北京大学预科，1927年预科结业，进入北大政治系学习。那时能够考上北大的人很少，纪清漪这届政治系才十几个同学，便和法律系常常一起上课，纪清漪对法律系的课程感兴趣，常去旁听。

在北大校园，纪清漪常能见到胡适、李大钊、周作人著名教授，其中印象最深的是李大钊先生。李大钊当时担任北大经济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他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青春》等著名文章，影响广泛深远。李大钊先生没有一点知名教授的架子，十分平易近人，他关心、爱护学生。一次，纪清漪在楼道里见到李大钊，她很有礼貌地向他鞠了一躬，然后说：“李先生，您好！”李大钊先生立即停住了脚步，一边仔细打量这位女学生，一边连说：“好，好。”然后亲切地询问纪清漪的学习、生活情况，叮嘱一定要多看一些课外书，特别是政治理论方面的书籍，还要注意锻炼身体，做到健康、求学两不误。李大钊的谆谆教诲，一直牢记在纪清漪心中。

纪清漪一直与主张抗日救国的东北同学保持书信联系，参加了由东北学生在齐齐哈尔组织的进步团体——新东北学会，纪清漪与杜春晏、于毅夫、崔鸿吉、李荫干、马毅等人是其中的骨干。1928年暑假，纪清漪回到齐齐哈尔，参加了新东北学会发起的呼吁东北和平易帜活动。新东北学会发动学生和民众，呼吁张学良和平易帜，统一于中央政府。学会委派彭震到奉天（今沈阳）面见张学良，委派纪清漪到北平，会同东北籍绅士田见龙一同晋见驻守在北平的北伐军将领白崇禧，恳请北伐军暂缓向东北推进，以免给日本关东军以可乘之机。与田见龙面见白崇禧时，纪清漪慷慨陈词，剖析时局，陈说利害，白崇禧听了认为言之有理，予以采纳，暂缓进军东北。新东北学会发动的这次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张学良最后下决心易帜。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纪清漪参加了在中央公园举行的隆重追悼会，怀着对这位伟大革命先行者的深深敬仰，她决心继承孙先生的遗志，牢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教导，不久，纪清漪加入国民党。在活动中，纪清漪结识了国民党左派成员谭慕愚（即谭惕吾）、曹孟君、刘清扬、赵荣璇、张挹兰。张挹兰（1893一1927），湖南醴陵人，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是北大女生中的杰出人才。她思想进步，坚决拥护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她在学生中享有很高的威信，纪清漪和她比较熟悉，也非常敬佩她。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统治下的京师警察厅出动数百名军警，逮捕了李大钊、范鸿、谢伯俞、谭祖尧、杨景山、邓文辉、张挹兰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4月28日，李大钊、张挹兰等21位革命志士被秘密杀害。噩耗传来，纪清漪陷入了巨大悲痛之中，她痛心自己失去了敬爱的师长和亲爱的同志，痛心中国失掉了一批优秀儿女。她打听到张挹兰的母亲就住在北大女生宿舍附近，就和同宿舍的学友、经济系的杨宜春（解放后在天津市图书馆工作）商量后，冒险去慰问张挹兰的母亲，使烈士的亲属感到同志的关心与温暖。

1929年12月11日，北京大学全校学生抗日演讲比赛会上，纪清漪荣获了第一名。纪清漪的演讲抨击国民党的妥协外交政策，针对南京政府要员吴铁城去东北视察后的讲话“真是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大；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富；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危……”义正词严地反洁道：“身为国家股肱之大员，竟然不知中国多大、多富、多危，还能代表中国说话吗？”她的演讲观点鲜明，言辞犀利，博得了热烈掌声，评委们一致给她打了最高分。演讲前，纪清漪曾在胡适教授家试讲，胡适认为她的语调、姿态都很好，只是言辞过激，出于爱护，劝她把内容改成缓和一些为妥，以免牢狱之灾。纪清漪当即表示不怕坐牢，为宣传抗日即使坐牢也值得。陈大齐代校长很佩服她的勇敢精神，拍板说：“你是好样的，是真正的北大学生，就这样讲吧！”。纪清漪在这次演讲比赛中勇夺魁首，广受赞誉，演讲稿曾在《晨报》上发表。她获得了一面蓝底白字、上面写有“可以立言”的三角形奖旗，还得到一册有陈大齐校长亲笔签名的法国速写画集，这两样奖品，纪清漪一直完好无缺地珍藏着。

揭露“奏折”

1927年6月，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东京召开了所谓东方会议，会上制定出全面征服中国的计划《对华政策纲领》，7月25日呈报天皇，其第一步是在东北建立“满洲国”；第二步勾结中国腐败的官僚政客，各个击破，成立各种形式的自治政府；第三步是逐步向中国内地推进，直到最终占领全中国。这就是所谓“田中奏折”，它是日本对华提出“二十一条”的继续，内容比“二十一条”更加周密和完备，还有具体行动步骤。这份秘密文件，由张学良将军以重金从日本得到一个副本，复制了很少几份，在极少数东北籍高级将领中传阅。

纪清漪在北大读书期间，曾参加新东北学会主办的《新东北》半月刊的编辑工作。这个刊物旨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具体事实，同时抨击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的外交政策，是《华北日报》的副刊之一。1929年5月一天傍晚，纪清漪到《华北日报》社送稿子时，总编辑安怀音正在聚精会神地阅读一份文件，只见他神情激动，满脸怒色，两手颤动。一见纪清漪进来，就指着文件说：令人气愤，这是日本要征服全中国的计划。你是研究东北问题的，应当看一看，知道它的内容。纪清漪刚接过这份文件，安怀音马上补充道：这是内部密件，你只能在这儿看一下，要绝对保密。纪清漪简单地翻阅了一遍，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需要仔细加以研究。便对安怀音说：“能不能让我拿回去看一看？因为现在时间太晚了，我回宿舍至少要半个小时，而学校宿舍大门要是已经关上，就不好进去了，我明天早晨7点以前一定送回来。”安怀音听后略为踌躇了一下，勉强表示同意，但再三叮嘱，这是绝密文件，千万不要给第三个人看。

纪清漪拿到文件，出门骑上自行车，飞奔回到北大女生宿舍，立即找了几位知心的同学连夜分头抄写，整整抄了一个通宵才抄完，她赶紧把文件送回《华北日报》社。同时，纪清漪的同学杜春晏等人把刚抄好的稿子立即送到和平门外的京华印刷厂，按紧急快件赶印出5000份，印好后又立即到邮局，寄往全国各机关、团体、学校、图书馆以及一些大商店。纪清漪在这本小册子的扉页写着：“首先我要向借给我‘田中奏折’的人表示歉意，我违背了诺言。但这关系到中国存亡的大事，我只能失信于朋友，不能对不起国家。读者啊，如果你的心还在跳，如果你的血还在流，你就应该把这个小册子一字一句地读完。你就应该想一想：你作为一个中国人，你有什么责任？你应该做些什么事情！”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经纪清漪愤然揭露后，广为传布，使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狼子野心大白于天下，对凝聚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加强抗日活动起了很大作用，沈钧儒先生称之为“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事隔60多年之后，北京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的高殿芳居然找到了一册保存完好的田中奏折。他在复印本的扉页上写了几句话：“这份田中奏折是纪晓岚的七代孙纪清漪等四人于1930年10月（按此是第二版，第一版应为1929年5月）集资出版的。他们当时以爱国学生的身份，勇敢地在北京散发宣传，激起了北京爱国人士的抗击日本的热情。借来阅读之功，复印之力，出自王俊彦、赵旭东，特资纪念。”这册田中奏折的复印本于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前夕，由纪清漪亲自捐献给北京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是一件见证日本侵华阴谋的历史文物。

执业律师

1931年，纪清漪在北大毕业后，先到东北同乡王之相任校长的北平俄文法政学校工作，任教务处文书课课长，一年多后转到北平市立第二女子中学教国文，学生中有后来著名的古典文学学者叶嘉莹先生，师生之情绵延不绝。同时，她在北大教务长、法律系教授何基鸿的资助下，于1932年1月，就在自己住所北平西城小沙果胡同2号开设了律师事务所，开始律师执业，后来还在天津兼任律师。抗日战争时期，纪清漪律师在重庆、西安两地执业。

纪清漪律师生涯第一案，是一件为妇女维权的离婚案。男方是政府机关的一个姓王的科长，因另有新欢，要与原配妻子师大附小教师庄淑贞离婚。男方先请了一位律师，想压服女方；后来庄淑贞也请了一位律师，经协商双方签订了离婚协议书，双方当事人、律师签字，约定：“自签字之日起，一年之内，庄淑贞必须离开北平，迁往外地居住，不得再留在北平，两个孩子归庄抚养，由王某负担孩子的生活费。”事届一年，王某催促庄淑贞于一周内迁出北平，并声言已在天津替她租好了房子，当晚，两个孩子在门外玩要时忽然不见了，显然是王某弄走了两个孩子。第二天，庄淑贞来到纪清漪律师事务所，哭诉了案情，要求男方立即归还两个孩子，并请北平地方法院重新审理此案，纪清漪答应接办。纪清猗是北平第一位女律师，出庭时，引人注目，引来一群男律师围观，旁听席上更座无虚席。审判长爱惜法律同行晚辈，故意翻检卷宗几分钟，有意让纪清漪先冷静、放松，才宣布正式开庭。纪清漪很快进入角色，神态自若，引经据典，侃侃而谈，条理清晰，用词简洁，引用法条准确适当，说服力强。她抓住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文规定公民有居住自由权，原协议让庄淑贞迁离北平违宪，当属无效。最后，法庭判决：原离婚协议无效；庄、王离婚，王某必须把孩子交还庄淑贞，并应立即补足原来所欠的抚养费。这时，旁听席上人们向纪清漪投过钦佩的目光，掌声热烈，那些围观的男律师们也都对纪清漪刮目相看，纷纷上前与她热情握手，表示祝贺。庄淑贞则激动得痛哭失声，千恩万谢。

纪清漪初试锋芒，首战告捷，名声鹊起，之后在平津两地接办了许多大案要案。1936年为马占山代理“马鸿认子”案，更是为爱国抗日英雄维权。当时，著名东北抗日将领马占山寓居天津，一个自称叫马鸿的七十余岁老者受人指使声言自己是马占山的亲生父亲，指控马占山遗弃尊亲，企图讹诈，败坏马占山的名声。原告马鸿与马占山是亲子关系的依据，他记得马占山的生理特征是耳后长有一小肉桩，纪清漪抓住这个所谓的依据与事实不符，法庭判原告败诉。此案因马占山的身份与影响轰动一时，是所谓的“名案”，纪清漪义务为抗日英雄代理胜诉，表现了凛然正气和爱国热情，提升了知名度与业界地位。

著名东北抗日将领马占山

纪清漪从事律师工作期间，住宅门前挂着律师事务所的牌子，各色人等来来往往，有利于掩护，便是中共地下党员理想的落脚点。解放后曾任辽宁省副省长的王梓木，早先受党组织派遣在冯玉祥的西北军从事秘密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在武汉、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军事组和统战委员会工作。“九一八”事变后至“七七”事变前，王梓木在中共中央北方局负责联络工作，经常往来于北平、天津一带。他来北平时，经常吃住在纪清漪家里。有一次，他由北平去延安时，因没有路费而发愁，纪清漪慷慨解囊，送给他100元钱，以解燃眉之急。

通过王梓木的介绍，纪清漪还结识了当时中共北方局负责人之一的杨秀峰。有一次，杨到纪家找王梓木，见到纪清漪的丈夫马毅。马毅在中国大学教哲学，并兼任图书馆主任，而杨秀峰以中国大学教授的合法身份作为掩护，两人早已认识，但彼此不了解真正底细。马毅见杨秀峰来找王梓木，就明白了他的真实身份，但双方心照不宣，马毅介绍纪清漪与杨秀峰认识。在杨秀峰和王梓木的引导下，纪清漪先后参加了北平各界救国会、华北各界救国会、和平促进会、华北妇女救国会等抗日救亡团体，以执业律师身份，积极参与各种救亡活动。

1936年11月22日，上海救国会的爱国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等七人被国民党政府非法逮捕入狱，造成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和抗议。上海著名律师、法学家张志让、江一平、江庸、张耀曾、李文杰等21人挺身而出，组成“律师团”，义务为“七君子”担任辩护律师。当时北平成千上万的爱国学生积极行动，涌向车站，要求到南京请愿，甚至采取卧轨行动，以示决心。

一天，华北各界救国会在北平慈慧寺胡同地下党员张晓梅家里，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如何营救七君子。张友渔、邢西萍（徐冰）、邢赞亭、张申府、刘清扬、张晓梅、孙文淑、孟宪章、马毅和纪清漪等数十人与会。主持人杨秀峰建议由纪清漪起草营救七君子的通电稿，他对纪清漪说：你是律师，这个任务交给你最合适。你考虑还能发动哪些团体参加通电营救七君子的工作，同时，你还要做些发动群众的宣传讲演工作。纪清漪建议用“新东北学会”和“北平律师公会”名义各发一个通电，纪清漪很快拟好两份通电稿。在以“新东北学会”名义发出的通电稿上签名的有：王之相、杜春晏、于毅夫、李天根、杜超杰、马毅和纪清漪，通电内容以“九一八”事变以来不抵抗主义的惨痛教训为中心论点，要求立即释放“七君子”，呼吁团结抗日，一致对外。在以“北平律师公会”名义发出的通电稿上签名的有：刘煌、蒯晋德、金炼、谢道仁、董玉珏、王善昌等部分律师公会理事，还有北大教授和兼职律师何基鸿、黄觉非等。通电中申明法条中并无“爱国有罪”的规定，发出正义的呼声，并表示愿意为“七君子”担任义务辩护律师。纪清漪还将两份通电稿特地寄上海江一平律师一份，以便直接联系。

不久，杨秀峰决定让纪清漪去参加赴南京“和平请愿团”的活动，领队是山西人杨集贤。临行时，杨秀峰交给纪清漪等人“和平请愿团”的名片和请愿书。到南京后，纪清漪等先后见到了孙科和白崇禧，他们都只是敷衍了几句，草草结束“接见”便进去了，而其他大员只是由秘书一类的人员出面“代为转达”，或者由有传达室人员挡驾，纪清漪等还去找最高法院石志泉大法官、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王星舟，均无实质性效果。尽管南京之行没有取得明显成效，但请愿是伸张正义的行动，纪清漪经受了一次很好的锻炼。

抗战前后

“七七”事变后，纪清漪的丈夫马毅已经先期去了重庆，纪清漪与孩子留在北平，临分手时，两人相约，一旦北平形势吃紧，纪清漪带着孩子先到天津，找一位担任东洋毛线公司经理的朋友，然后再设法去重庆相聚。不久，一位伪警察悄悄来到她家，说纪清漪已经列入日军搜捕的黑名单，因为敬仰她的正直人品，特意冒险前来告知。纪清漪谢过后，立即携带年仅8岁的长子马纪龙，雇了一辆人力车到朋友家中躲避，再辗转逃到天津。那位经理朋友很热情，立即给纪清漪在天律法租界59号租了一间住房，这是一所法国人的小洋楼，比较安全。安顿下来后，纪清漪又设法和一位中共地下党员老李联系上，并通过他，纪清漪与当时担任天津师范大学教授，也是中共地下党员的著名学者吴承仕取得联系。吴承仕很关心纪清漪的处境，让她仍以私人开业律师的身份暂时住下来，一方面可以解决生活来源，同时又不致于引起敌特的注意。就这样，纪清漪在天津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与掩护下，租房开了一个私人律师事务所，还请了一个保姆照看马纪龙。

后来吴承仕托老李转告纪清漪，有两名思想进步的女青年准备去延安参加革命，但暂时没有适当的人护送，想先在纪清漪家住几天，纪清漪立即答应下来。这两位女青年都是天津师大的学生，年龄在20岁上下，她们分别以纪清漪的侄女和外甥女的名义报了临时户口，她俩在纪清漪家住了三四天，和纪清漪相处得真如同一家人一样。在纪清漪的掩护下，这两位进步女青年平安地度过了等候出行的几天后，由天津地下党组织派人护送她俩离开了天津。到延安后，她们还托老李转告纪清漪，报了平安到达的信息，并向纪清漪表达了深深的谢意。     纪清漪在天津住了将近两年时间，马毅自重庆来信，托那位经理朋友帮忙，纪清漪母子乘客轮先到香港，又转道越南，由越南乘运货卡车辗转到达重庆，一家人在重庆得以重聚。在重庆，她曾担任过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并与邓颖超、张晓梅、刘清扬等妇女运动领袖保持密切联系，为动员、组织妇女投身抗战尽心尽力。抗战时期，纪清漪先后在天津，重庆、西安，以律师为职业，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之中。

抗战胜利后，纪清漪一家回到北平。1946年，她出席全国律师大会，同年，作为妇女界和法学界知名人士被推举为国大代表，出席国民大会制宪会议，后又当选为立法委员。一次，她参加立法委员会议，会场门口军警林立，查验代表证件，限制出入，原来这次会议是为了通过所谓的“宪法”文本。纪清漪本来就不同意这一欺世盗名的伪宪法，于是她借口去上厕所，中途离席，拒绝参加投票表决，显示了她不与反动政府同流合污的决心。回到北平后，一次应朝阳大学之邀去做演讲，纪清漪慷慨激昂的情绪不减当年，她尖锐而形象地揭露国民党政府强行通过的“宪法”，是罩在腐朽肮脏桌子上的一块漂亮的桌布，博得了热烈掌声。1947年初，她为“美军强奸北大女生沈崇”案的受害者奔走呼吁，主张严惩凶犯，废除治外法权。1948年北平“七五”惨案中，纪清漪以律师身份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为受害东北学生伸张正义，和国民党反动当局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解放大军兵临城下时，纪清漪在叶剑英、冯基平、苏开元等人领导下，积极参加了北平和平解放工作。

奉献不已

解放后，在董必武的关怀下，纪清漪先到政务院宣传组工作，后到新法学研究院学习一年。1950年随工作队到湖北省纸坊县参加土改工作，半年后返京，协助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马锡五从事华北、华东地区的司法改革工作，具体负责北京市法院清理积案，还到天津筹办司法展览。1953年，纪清漪调到新成立的法律出版社工作。1957年，被内定为“右派分子”，从此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纪清漪以她坚毅的性格，坚定的信念，没有怨言。文革中，纪清漪一家更受到严重冲击，被抄家揪斗，遭到百般折磨和侮辱。

“文革”结束后，她的历史问题得到澄清，恢复了名誉，以法学界元老的身份当选为中国法学会第一届理事，参加了张友渔主编《法学词典》的编纂工作，担任编委，又负责撰写《大百科全书·法学卷》中“洗冤录”等条目，在《法学研究》（1981年第6期）上发表了论文《中国古代法医学初探》。1984年纪清漪离休后，被聘为北京市文史馆馆员，曾撰写《纪晓岚故居遗址》《阅微草堂笔记前言》等多篇文章。纪清漪在法律出版社工作期间，通读了《列宁全集》，花费了很多精力时间，精心摘编了一册《列宁论法制》的书稿，撰写了《清史稿·刑法志注释》和《中国古代赎刑》两部专著书稿，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而没有能出版，而经十年浩劫，这几部书稿均已没有下落了，这是十分可惜的。

纪清漪于1998年1月11日逝世，终年94岁。纪清漪拥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党组织引导下，终生献身民族解放事业。她的律师生涯充满爱国热情，坚持正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绝不与反动势力妥协、屈服，值得我们学习与缅怀。

（参考文献：诸天寅著《爱国女法学家纪清漪》、颜仪民著《北平第一个女律师纪清漪》。配图源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