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具有优良的革命传统，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短短的三年内，有了地方党组织——中共温州独立支部，其中一位重要成员名戴树棠，是著名律师。

戴树棠

平民律师

戴树棠（1893-1945），又名荫良、萱，瑞安鲍田鲍三村人。戴家系诗礼传承的书香门第，祖父戴成禧，贡生，工诗词。父亲戴炳骥，优附贡生，曾任鲍川国民学校校长，鲍田乡乡长。

戴树棠于1915年负笈杭州，入浙江私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毕业。该校是陈敬弟、沈钧儒联合浙江谘议局中的开明人士奏请清廷准许，于1910年创办的全国第一所私立法政专科学校，陈敬弟任监督（即校长），沈钧儒任维持会（相当于校董会）成员，后曾代理校长兼宪法教师。后因浙江省绍兴龙山、宁波四明及杭州共和等法政专门学校奉命停办，以上学校就读的学生先后转入该校继续学习或补习。浙江私立法政专门学校以养成国民之法政智识为办校宗旨，教员大多系留日回国的政法专业学生，专业师资力量雄厚，保证教学质量，造就了一批法律人才，丽水的红色律师黄景之也是该校毕业生。在校期间，戴树棠思想活跃，参加学生运动，言行激进，曾被冠以“反对政府”的罪名。1917年，回到温州，以律师为业。

当时司法腐败，“衙门八字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有些律师乘机敛财，与司法官员分赃。戴树棠出於泥而不染，坚持正义，决心以法律为武器，匡扶正义，为弱势群体维权。他为人慷慨仗义，为贫民义务诉讼辩护、代理，有时还资助贫困的当事人。别的律师发家致富，起居豪华，服饰精美，席有宴，出有车，他则生活贫困。他做到“十年律师，未妄取人钱”，赢得民心，深受广大群众爱戴，堪称“平民大律师”。

 革命斗争

1925年初，谢文锦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温独支”成员，负责民运工作。“温独支”接到上级指示，共产党、共青团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温独支”成员郑恻尘以国民党员身份与温州的国民党员王超凡、吴冷江等联系，于3月间成立永嘉国民党党部。

在永嘉县党部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员占四席，有郑恻尘、胡识因、陈仲雷、戴树棠，国民党占六席，有王超凡、吴冷江、魏介夫、张受卿、王纪、吴秋江，戴树棠负责秘书。

为了更好地培养干部，提高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政治觉悟，中共北方区委根据上级指示，于1925年在北京创办了北方区委党校。按照李大钊的安排，由罗亦农担任校长，赵世炎、陈乔年等担任教员，学员近百人，主要来自北方各省市。5月，戴树棠、孙道济、魏天翮等一起奉调参加中共上海地委组织的赴北省支部，到北京参加受训，系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亲聆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等革命领袖的教诲。经过3个多月的学习，学员陆续返回各地从事各条战线的领导工作和革命斗争，戴树棠被派往河南郑州担任铁路工会秘书。

永嘉县国民党部成立之初，本着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国共双方尚能合作共事。11月，国民党内出现了反对三大政策的“西山会议派”，王超凡秉承其旨意，大搞分裂活动。此后。温州以“温独支”成员为核心的左派与以王超尘为首的代表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及地主阶级的右派开展了一系列的斗争。1925年秋，戴树棠回到温州，在“温独支”领导下，积极发动青年学生、工人、妇女，投入与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他特别重视新闻媒体在宣传马列主义中所发挥的特殊功效，《温州大公报》曾一度被国民党右派把持，经反复斗争，组织学生捣毁报社，夺回了领导权，占领了舆论阵地。同年12月4日国民党永嘉县党部中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国民党的左派成员召集国民党各分区部执委开会，揭露西山会议派的罪行，弹劾右派王超凡、魏介夫等人，并解散了西山会议派的分区部，推选郑恻尘、戴树棠等为县党部临时执委。27日，召开国民党永嘉县第二次代表大会，重新选举新的执行委员会，戴树棠被选任永嘉县党部执行委员兼组织部主任。1926年3月，戴树棠获悉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他便写信给中共北方区委和上海区委，询问情况，对时局深表忧虑。

两度入狱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王超凡、魏介夫摇身一变，分别成为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清党委员、温州清党特派员，他们组织了“永嘉党部清党委员会”，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温州陷入白色恐怖之中。4月15日，温独支书记陈仲雷、成员戴树棠、苏中常在县党部开会时，被驻温的省防军派兵逮捕，5月3日被转押至杭州陆军监狱，蔡雄因群众掩护而脱险。

对于这节史实，苏中常即后来著名文史学家、华东师大教授苏渊雷教授，他在《自传》中回忆：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大好形势急转直下。4月15日晨，永嘉县党部突被包围。驻温省防军翁某声称：奉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密令，指名将我和戴树棠、陈仲雷三人逮捕入狱。蔡雄独留温，力谋营救，濒险者再。5月3日，我等三人由温州起解，循海路经宁波转押杭州陆军监狱。接读蔡雄来信，给我以力量。他引黄仲则诗“马因识路真疲路，蝉到吞声尚有声”二句，要我细思之！狱中坚持斗争。我们绝食，传递书信，创办秘密刊物，彼此鼓舞斗志。又上书蔡元培，为全国被捕青年请命。后经所谓“特种刑事法庭”审讯，我被判刑十九年。狱中尝集黄仲则诗寄怀蔡雄，有云：‘可奈离心争一寸，山阳空听笛声愁，天涯几辈同漂泊，岂有生才似此休！’哪知我们抵杭没几天，蔡雄即以惨死闻。……他的壮烈牺牲，使我的心灵深受打击。……1933年6月，刑期执行逾三分之一时，由旅杭温州同乡会会长、太湖水利局长林同庄先生，设法保我出狱。”

1928年9月9日，在苏联学习的温独支首任书记胡识因给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报告《关于四一二政变后宣中华等被捕同志的情况》，其中写道：“戴树棠，年三十六，浙江瑞安人，社会成分本为律师。过去在国民党永嘉县党部任执行委员，兼党团书记，是很坚决努力的党员。去年四月十二日（时间有误—笔者注）在温州被捕，现尚监禁于浙江陆军监狱。家中有父、妻又儿女四人，自从加入（1925年)工作后，律师生涯就不暇兼顾了，现在家中生活很困难。”

戴树棠也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九年，后经时任仙居县法院院长的其四叔父戴守雅活动，于1930年11月保释。当时，浙南革命斗争形势处于低潮，戴树棠避往厦门，在水木石工会工作。1932年回温，与温独支另一成员项强等人合作，重操律师业务，仍与革命青年联络，暗中支持。期间，妥善保管温独支的档案和历次会议记录，解放后，由其亲属上交党组织。这批档案文件，成为研究温州地方党史的珍贵史料，戴树棠功不可没。

抗战时期，戴树棠与瑞安党组织负责人李英才取得联系，在经济、物资上支援地下党组织活动。1938年，他与李英才领导盐民开展反盐霸的斗争，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血腥镇压。戴树棠再次被捕入狱，他始终忠贞不屈，受尽种种酷刑，以致心、肺、腕、臂等部位严重受损致残，最后，奄奄一息，才被具保释放。1945年因刑伤病故。

戴树棠律师被评为革命烈士

珍贵遗物

温州市图书馆现存一本1920年8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高18.1厘米、宽12，4厘米），书名印成《共党产宣言》，红色封面右下角盖一方形私章“荫良藏印”和钢笔写的“一九二四、略皙”等字，“略皙”大意是阅读了《共产党宣言》，我大体明白了共产主义。戴树棠又名荫良，证明该书为戴树棠昔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用书。戴树棠在《三十自述》中说自己“1922年办《瓯报》，1924年帮办《大公晚报》，组织心社。”同年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学习1920年8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也可以引证这本《共产党宣言》是戴树棠的遗物。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制定的纲领，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重要标志。她第一次向全世界公开宣告了共产主义者的观点、目的和意图。她影响之大，传播之广，是无以伦比的。1920年月1月，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在上海后听说陈望道正在从日文翻译《共产党宣言》，立刻把英文版《共产党宣言》托人捎给陈望道，供他参考。几个月的呕心沥血，陈望道完成了译稿，准备在《星期评论》连载，但《星期评论》停刊，苦于没有经费，无法出版。来华的第三国际代表维经斯基闻知后，便出钱秘密设立印刷所出版该书。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出版发行，印数1000册。由于排版错误，书的封面文字印成了《共党产宣言》。2021年 5月26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发表的《较早把<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的五个中国人》一文称，在全国发现的中文第一版《共产党宣言》只有11本，分别珍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市文物局、上海图书馆、上海党的一大会址纪念馆、上海鲁迅纪念馆、上海档案馆、中国国家博物馆、延安革命纪念馆、浙江上虞市档案馆、温州图书馆、山东东营历史博物馆。最新发现，另有一本存于上海社科院，存世共12本。温州图书馆收藏的这本戴树棠律师的学习用书《共产党宣言》，是多么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物！

作者采访戴树棠孙女婿谢世舟、曾孙戴鑫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