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刚侯

在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中，情报工作十分重要，情报是否灵通、准确、及时，不仅关系到斗争的策略、方式，而且决定着斗争的结局，这就是“知已知彼，百战不殆”。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斗争，除了武装力量的军事斗争，公开的政治斗争、经济斗争、文化斗争外，还有隐蔽战线上的斗争。隐蔽战线斗争是整个革命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历史，也是一部艰苦卓绝的隐蔽战线斗争的历史。隐蔽战线上不仅涌现了李克农、钱壮飞、胡底、陈赓、潘汉年等等这样大名鼎鼎的英雄，还有一大批以各种职业为掩护，从事传递情报、负责联络、护送人员、运输物资等的地下工作者。闵刚侯律师就是以合法的律师职业为掩护，参加隐蔽战线斗争的地下工作者队伍中的一员。

柏督快婿

闵刚侯（1904年-1971年），江苏南汇（今属上海市）北蔡镇人。1932年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律系，次年留学日本九州帝国大学，主攻法学。1937年，在上海从事律师业务，同年加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被选为常委。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负责救国会工作，曾任重庆战时书报供应所副所长、朝阳大学教授。抗战结束后回到上海继续执行律师业务，1945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民盟华东执行部委员，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闵刚侯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秘书长，司法部副部长，民盟第三届中央常委、组织部部长、秘书长。是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

 1936年，闵刚侯与国民党元老柏文蔚的女儿柏心慧结为夫妻。

柏文蔚（1876—1947），安徽寿县人，字烈武，与孙中山、黄兴、李烈钧并称“辛亥革命四杰”。武昌起义爆发后，任民军第一军军长，系中国有史以来首位第一军军长，参与江浙联军会攻南京。1912年任安徽都督兼民政长，人称“柏督”。1913年参加讨袁，宣布安徽独立，失败后经上海流亡日本。1924年国民党一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26年北伐战争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三军军长。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捕杀共产党人，实行独裁统治，柏文蔚强烈反对，他率领第三十三军营以上军官发出通电，宣布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敦促蒋介石下野。尽管处境艰难，但柏文蔚仍挺身而出，掩护、营救了许多共产党员，如柯庆施、王更生、李运鹤（原名郑鼎），以及被关押在鄂、川、黔“剿匪”指挥部的共产党员杨金龙、杨宗贞等。1929年3月与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何香凝等联名发表《关于最近党务政治宣言》，反对南京中央，被撤职，10月被开除党籍，受到通缉。1930年任反蒋派的北平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常务委员，1931年11月恢复党籍。1932年日军进攻上海，柏文蔚条陈抵抗意见，为时论所推崇。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柏文蔚屡次请缨均不获准。他一生追求真理，寄希望于共产党，他认为：“不管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抗日的就是好党。”曾作春联贴大门：“渴望国共合作，倭奴奸暴终必灭；吾神威灵显化，土豪劣绅不容昌。”1945年5月在国民党“六大”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兼国府委员。

柏心慧是柏文蔚的长女，二次革命失败柏文蔚流亡日本时出生，后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书时思想进步，参加抗日救亡学生运动，支持丈夫闵刚侯的地下工作。1939年1月，柏文蔚到重庆参加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起初他住在闵刚侯、柏心慧家里，后因客人太多，便搬至郊区一山洞。柏文蔚每次开会回来，总是带着一些印有“机密”、“绝密”字样的文件。闵刚侯在得到岳父同意后，把这些文件带回家中，从中挑选出重要的，送给中共参政员董必武，或送给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负责同志周恩来等，使中共及时掌握了国民党高层的机密。把国民党这些会议资料透露给中共，相对于国民党方面是泄密行为，身为国民党员的柏文蔚是要担风险的，而柏文蔚同意闵刚侯把文件传递出去，是因为他希望国共两党真诚坦率合作，抗战到底。 

当时在重庆的苏联驻华使馆武官罗申，保持与中共中央南方局密切联系，闵刚侯获取的情报，有些也送达他的手中。新中国成立后，罗申担任苏联首任驻华大使，周恩来总理提议，将抗日战争期间提供情报的中国同志集中在一起，与罗申大使共进晚餐，闵刚侯便在受邀请之列，这也是对闵刚侯在重庆时期情报工作的肯定。

护送高崇民

高崇民（1891—1971），辽宁省开原县人，早年就读于奉天省立农林学堂，加入同盟会。1913年赴日本留学，曾参加回国宣传抗日倒袁活动。1925年，在哈尔滨中东铁路特区从事教育工作，加入中国国民党，1927年被反动当局押回原籍。1929年起任奉天省农务会会长、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学良的秘书等职。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北平，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参与发起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任常务委员兼总务部副部长。11月，高崇民率流亡北平的东北青年和学生赴南京，参加南下请愿团活动。1935年，因从事团结抗日的宣传和组织活动，遭国民党当局通缉，避居上海英租界，接触共产党员，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同年冬到西安，对张学良做联共抗日的说服工作，向东北军将士进行抗日救国宣传。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时，参与起草张、杨关于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的八项主张，任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积极拥护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在北平、济南、太原、武汉等地开展抗日救亡斗争。1938年8月曾赴延安访问，坚定了跟共产党走的决心。1941年在重庆主持东北救亡总会工作，同时参加三民主义同志会，以东总名义加入中国民主同盟。高崇民深受中共领导人信任与器重，周恩来称他为“东北人的榜样”。

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要求东北藉干部速返东北开展工作，实现中央的北上战略部署。中共中央任命高崇民为安东省主席，而不久国民党政府任命高惜冰为安东省主席，一时在重庆传为谈助，一次两人相遇，高惜冰问：咱哥俩谁去赴任？高崇民以谣传搪塞。形势紧急，高崇民找当时在重庆的周恩来商量，周恩来认为必须安全护送高崇民回东北。当时，恰有在重庆的美国新闻处包船迁往上海，而且国民党军警宪特对该包船不得检查。美国新闻处允许其职员可以带一名家属，而张友渔的妻子韩幽桐在美国新闻处工作，周恩来精心安排下，1945年11月21日，高崇民以韩幽桐丈夫张友渔的身份，坐上美国新闻处包船，先去上海。航行中，高崇民在甲板上与闵刚侯和“东北民主政治协会”的青年李首春不期而遇，他们为高崇民从重庆脱险而高兴。船行至四川与湖北交界处，夜间枪声把船上的人惊醒。原来是国民党海军巡逻队要强行上船检查，美国人坚决不允，双方发生争执而动武，结果海军一青年军官被打死。船到武汉停泊处理此事，好在与乘客无关，只耽搁了一天的行程，算是平安地过去了。船驶离武汉，高崇民便放心了。闵刚侯心思缜密，船到南京时，为了高崇民到上海后的安全，提出他登陆改乘火车，提前到上海为高崇民预作安排，相约到码头迎接。高崇民也富有地下斗争经验，嘱咐闵刚侯：一般特务的视线首先注意出站的第一、二人，他将争取排在第三位。高崇民还要李首春下船后到国民党空军上海司令部，通知“东北民主政治协会”另一位成员丁汉章设法迅速回东北，再去航务局找他的挚友金月石，请他帮助解决北上的舱位问题。金月石是上海航海界的先驱，曾在重庆“大明公司”任经理，日寇投降后回上海任航务局总顾问。船到上海后，高崇民顺利出站，闵刚侯把他安排在他胞兄闵鲁西（祥麟）家中，等待去东北的轮船航班，昼伏夜出，住了七天。

当时上海通往北方的航线上，只有美国拨给招商局的运输船为国民党当局向东北运送部队和军火，没有其它船只，金月石把高崇民和李首春安排在他的学生任船长的船上，并再三交代“这是我的好朋友，去营口做生意，请一路关照。”高崇民着一灰绸布长袍，臂配招商局袖章，冒充船上的“管账先生”，李首春身着海魂服，扮作水手，丁汉章一身空军制服，手持他为自己开出的蒋介石具名的出差护照，可以搭乘陆海空的任何交通工具。两个青年护着一位长者，平安地抵达渤海湾的葫芦岛。当时国民党政府的东北行辕设在锦州。高崇民考虑一些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也必麇集于此，其中不乏相识之人。为避免遇见熟人，他便同李首春、丁汉章分手，独自乘原船抵天津，改乘火车到北平，时间是1945年12月22日，从重庆出发整整走了一个月。就这样，高崇民顺利抵达营口，辗转回到安东，1946年3月16日到任，担任东北解放区安东省政府主席。 

助送电台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闵刚侯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经验丰富的资深地下工作者吴克坚领导的情报系统中，从事隐蔽战线上的工作。

吴克坚（1900—1986），湖南省平江县人，出生在一个理发工人家庭，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在上海加入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中央特科；1929年，负责保护我党在上海建立的第一个秘密电台；1932年前往苏联学习，回国后出任中共长江局副秘书长兼周恩来随身副官；武汉沦陷后，吴克坚到重庆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务委员、《新华日报》总编辑等；1946年后，被派往上海等地负责党的地下情报联络工作，侦获敌方大量重要情报。

在国民党政权即将覆灭之际，蒋介石将国民党政府由南京迁往广州，仍想稳住西南，作垂死挣扎，但又怕桂系挖墙角，蒋介石先派程潜任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意在钳制桂系。但蒋介石对程潜并不信任，又委派李默庵等来掌握湖南的实权。程潜早年追随孙中山，是老同盟会会员、国民党的元老之一，大革命失败后，一直反共，但在抗战胜利后，有所转变。1948年7月，程潜回湖南之后，倡导湖南的局部和平，以附和桂系的和平呼吁。中共中央敏锐地看到这个情况，并判断有争取程潜和平起义的可能，果断指示上海吴克坚迅速派他的助手周竹安去长沙，策动程潜起义，建立秘密电台与中共中央直接联络。吴克坚执行中央指示，同时派徐淡庐负责运送电台。

1949年4月10日上午，吴克坚约徐淡庐在上海中央路9号接头，交给他运送电台的紧急任务。吴克坚交代：徐淡庐先去汉口见其情报系统武汉站负责人吴化之，由吴化之派交通员陪徐淡庐将电台运到长沙，交给周竹安；完成电台运送任务后，徐淡庐再去香港，通过我党在海外建立的一个外贸机构——华润公司找到潘汉年，将一位从中共东北局社会部调来的电台报务员送到长沙。

徐淡庐接受任务后，第一件事就是购买飞机票，但此时上海购买飞机票必须有特殊关系，他找到任国防部少将高参的阔少爷、川军潘文华部的郭军长之子郭大中，佯称有急事要乘飞机去汉口。郭大中一口答应，冒充蒋介石侍卫室人员，驾着凯迪拉克轿车来到航空公司，弄到了飞机票。  4月12日，徐淡庐飞抵汉口找到吴化之，但吴化之告诉他，潜伏在国民党空军的交通员梁宜苏未能及时赶到。徐淡庐想到周竹安要与党中央联络急需电台，刻不容缓。于是他不按吴克坚规定，决定亲自携带电台去长沙。徐淡庐通过关系，搞到国防部驻武汉第二兵站的过关免检证件和一套呢军服，伪装成国民党军官。15日晨，他手提内藏电台的褐色皮箱上了火车，到达长沙又顺利出了站。初到长沙，他想到在上海经常住宿的青年会旅馆，就乘坐黄包车直奔长沙青年会。到达目的地，他按照吴克坚交代的地点——长沙建业银行，通过某职员找周竹安接头，谁知该职员一见他这身打扮，惊慌失措，徐淡庐见他神色慌张，迅速离开。

徐淡庐回到青年会旅馆，彻夜难眠，他想起吴克坚曾再三交代：一切以安全为重，情报工作的接头环节，最易发生危险。你万一接不上头，就立即返回上海，也算你完成任务。但徐淡庐又想到周竹安急需电台要同党中央联络，事关重大！不能就此返回上海，必须尽快向吴克坚请示下一步的行动方案，但一时又没有同吴克坚直接联络的方法。他苦思冥想，不禁想起在上海挂牌做律师的中共秘密党员闵刚侯和夫人柏心慧，闵刚侯则与吴克坚有直接联系。徐淡庐虽去过闵家，但未记住确切地址。他灵机一动，去邮局发了一份电报给闵刚侯的兄长、上海八仙桥协大祥布店总经理闵鲁西转柏心慧，电文埋怨说：你们硬要我到长沙跑一趟单帮生意，结果货物不对路，很难脱手，怎么办？并且硬着头皮将真实住址和姓名都写上了。闵总经理收到电报后意识到此事可能与其弟闵刚侯有关，马上将电报转给闵刚侯，闵刚侯看了电报后心领神会，立刻交给了吴克坚。其实，周竹安到长沙后没有与徐淡庐接上头，焦急万分，特意火速赶回上海。当时，周竹安正与吴克坚商量对策，忽然收到闵刚侯转来的电报，喜出望外。他们商议后，决定也采用公开电报回复：要徐“将货物交给去的人设法出售。”后来交通员梁宜苏赶到长沙，到青年会旅馆同徐淡庐接上了头，徐淡庐将电台安全交到梁宜苏手中。但此前的一番周折，足足耽误了大半个月的时间。

徐淡庐马又不停蹄赶到香港，在华润公司找到联络人老周。4月29日上午通过老周见到潘汉年夫人董慧，晚上董慧带他到九龙雄鸡饭店见到了潘汉年。潘汉年因不了解运送电台的种种曲折的过程，责备道：“报务员到香港快一个月时间了，这么久才来联系。”5月初，徐淡庐带报务员乘飞机到广州，再送到长沙。

闵刚侯帮助下运送到长沙的电台

值得一提的是，在长沙起义的关键时刻，电台所起作用至关重要。程潜在仍握有重兵并占据大西南的白崇禧压力之下思想极度动摇，始终未能下定起义的决心。周竹安见机向程潜亮出身份，告诉程潜可以通过他领导的秘密电台同毛泽东联系。中共中央7月2日的电报，极大地稳定了程的情绪，坚定了程潜和平起义的决心。8月4日，程潜和陈明仁宣布起义，长沙和平解放。这一历史事件中，当然有闵刚侯律师帮助联络、协助运送电台的一份功劳。1949年10月9日，参与这次运送电台的部分人员吴克坚、吴化之、徐淡庐、闵刚侯、周竹安、报务员在北京香山相聚，合影留念。

策反陈铁

1948年11月，国民党在东北、华北战场接连失利，蒋介石感到大势已去、败局已定，但他不甘心失败，决定模仿他终生崇拜的曾文正公—曾国藩，大办民团，补充兵源，负隅顽抗。于是，在川、滇、黔三省成立编练新军司令部。1949年1月，任命曾任国民党第一集团军副总司令的陈铁，在遵义成立了第八编练区并任司令，编练新兵，拟编下辖四个军、一个军士教导总队。

陈铁（1898年—1982），贵州遵义人，原名永桢，别号志坚，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参加了北伐战争，历任国民党军营长、团长、第14军第85师师长。1935年4月授陆军少将。抗战开始，陈铁率部在河北保定与山西太原、闻喜、侯马、翼城等地，与日军浴血奋战，使敌人闻风丧胆。陈铁重视与八路军协同作战，保持友好关系，曾保护八路军干部往返洛阳、西安等地，经卫立煌介绍，与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来往、交流。1943年春，因“共嫌”，蒋鼎文奉蒋介石之命，逼陈铁辞去第14军军长职务。同年7月，陈铁以奔父丧为由，从西安回到贵州遵义家中。

正当陈铁受命在贵州湄潭、仁怀、遵义、正安招募成立军士总队时，国防部电召陈铁到南京，令他撤销第8编练司令部，去接任国防部次长之职，为陈铁拒绝，要求保留已经招募的军士总队，获得允许。陈铁提名陈德明任军士总队队长，陈永祥任副总队长，辖3个团，李益昌、李念荪、熊先煜分别为1、2、3团团长，明确军士总队由贵州绥靖公署补给。经蒋介石同意，国防部下令，编为第275师，归入何绍周第49军建制，同时，任命陈铁为贵州绥靖公署副主任。陈铁从南京回遵义时碰到原陆大同学陈又新，经陈又新引进到上海会见了中共地下党员闵刚侯。陈铁向闵刚侯介绍了贵州倾向进步的朋友、遵义进步组织活动情况，闵刚侯通过细致的思想工作，晓以大义，要陈铁举义旗，反戈一击，为西南人民的解放事业作贡献，陈铁表示愿意回贵州策动各方面进步人士，为解放贵州、解放西南出力。其后，陈铁从上海飞抵重庆，回到遵义。陈铁回遵后，军士总队长陈德明和李益昌、李念荪、熊先煜到家会见，陈铁向陈德明等4人说：“这次给你们找到出路了”，要军士总队在解放军进西南时，在贵州起义。1949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已进至黔东南镇远一带。第49军命令陈铁的第275师开赴黄平待命，部队到达黄平当晚，又接军部指令向开阳方向开拔待命。11月28日，第275师开到金沙安底，在此，由师长陈德明代陈铁向全师官兵宣布通电起义。继后，第275师开往遵义龙坪，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归遵义军分区指挥。

1950年初，陈铁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二届大会特邀到北京出席会议，中共中央任命其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农林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委员，当选为第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贵州省第一、二、三、五届人大代表、副省长和省第一、二、三届政协副主席，省林业厅厅长。1980年元月，再次当选为贵州省人民政府副省长。1982年2月19日去世，终年83岁。中共贵州省委统战部部长惠世如同志在《悼词》中说：“陈铁同志富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参加北伐和抗日战争，反对外来侵略，坚持民族独立。抗战期间，曾与我党领导人有过接触，受到我党统一战线的感召，向往进步，并做了有益于革命的工作。解放30多年，拥护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为祖国四化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这是对陈铁将军一生的总结和恰当评价，我们不能忘记陈铁将军高举义旗、通电起义的壮举中有闵刚侯律师的贡献。

郭老赠诗

1937年7月，郭沫若离开蛰居十年之久的日本秘密回国，投身到全民族抗日的洪流之中。1938年底，郭沫若到达重庆。与郭沫若同为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毕业生的闵刚侯，抗日战争爆发前从日本回国，先到上海，也于1938年底到达重庆。1939年12月31日（即诗中所称“廿八年除夕”），曾在日本九州帝国大学留学的一批同窗举行团拜年会。聚会上，郭沫若赋诗一首，事后书写下来赠与闵刚侯，闵刚侯在战乱中一直把它带在身边。诗曰：

九大今中小野寺，诱和惯写怪文字。

我辈恨之彻骨深，学部虽殊心不异。

同窗健者来巴岷，聚谈同乐气间间。

可怜孺子号龙象，俯首附敌如犬驯。

流芳遗臭各千载，薰莸一器难同在。

今晨闻刺丁默邨，明朝定死周佛海。

侈谈南阙贵公卿，闻警何人最心惊。

防毒外衣兼面具，此公不便书其名。

廿八年除夕九大同学团年会上

戏作，刚侯同学嘱为之书。   

                                        郭沫若

郭沫若抄录给闵刚侯的诗作

第一句中，“九大”是指位于福冈的九州帝国大学（后更名为九州大学），创办于1903年，是继东京、京都之后日本国内设立的第三所老牌旧帝国大学，在一个多世纪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一直稳居九州地区最高学府的地位。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各个时期前往该校就读的中国留学生不断。“今中”和“小野寺”均是该校教师，这两人坚持军国主义立场，经常发出侵华谬论，令爱国留学生对他们达到“恨之彻骨深”的地步。第四句中，“学部虽殊心不异”，是指参加聚会的九大学友虽然所学专业不同，但彼时爱国之心是相同的。但在历史关头，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要进行道路的选择。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即使是曾经的留日学生，政治上的分野也必不可免，有的成为坚定的抗日战士，有的则沦为卖国求荣的汉奸，如曾就读东京法政大学的汪精卫、曾就读京都帝国大学的周佛海，都成为了臭名昭著的大汉奸。“可怜孺子号龙象，俯首附敌如犬驯”，正是对他们无耻嘴脸入骨三分的刻画。郭沫若在诗中以“薰莸”（香草与臭草）不同器为比喻，明确表达了抗日战士与投敌汉奸之间誓不两立的立场。“今晨闻刺丁默邨，明朝定死周佛海”两句对仗工整，表现出的气势将全诗主题的呈现推至高潮。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乘飞机逃离重庆，先抵昆明，后抵越南河内，已暴露出叛变抗日阵营的动向。经过一年多的运作，汪伪政权1940年3月在南京正式建立。在1939底复杂的形势下，郭沫若诗作的最后两句点明伪装多时的汪精卫势必公开投敌，抗日阵营必须百倍警惕。郭老在诗中更指出，汪精卫若公开叛变投日，势必成为全民族的公敌，势必日夜处在“闻警”心惊肉跳的境地。

这首七言诗反映了当时抗战形势以及新出现的复杂局面，展现了在重庆聚集的一批抗日文化人的民族气节，表达了他们抗战到底的决心，同时对卖国求荣的汉奸进行了无情的鞭挞。而且诗中接连点名了五个反面人物，这在郭沫若的诗中并不多见。郭沫若在聚会后，特意将这首诗抄录送给闵刚侯，是对他坚持抗日救亡工作的鼓励和肯定。

如今，这幅宽31厘米、高135厘米的诗稿的纸页已微微泛黄，但字迹清晰，保存完好。随着时间的流逝，郭老这幅律诗书法作品具有的历史文物价值愈加凸显，闵刚侯的子女专程将其捐赠给抗战馆。他们表示，希望这件诗稿可以对公众展出，让更多的人了解并铭记那段历史，珍爱和平。值得一提的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有关方面在编辑出版20卷本的《郭沫若全集文学编》时，这篇诗文未能收入其中。目前，《郭沫若全集补编》正在编订，包括这首在内的一批精彩诗作将收录其中。

民主战士

自执行律师职务开始，闵刚侯利用合法身份积极参与革命工作，为争取民主、团结、和平而奋斗，为维护进步力量和群众的权益，坚持正义。 

抗日战争胜利后，大后方的文化人士纷纷回到上海，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反内战、争民主、求团结的斗争。当时，抗战以前的进步刊物早被查封，急需要创办一些进步刊物。在这种形势下，文化界知名的进步人士徐伯昕回到上海，就积极筹备生活书店复业，并约请郑振铎等同志筹办一个政治性刊物，团结进步作家和各阶层人民大众。为了继承邹韬奋先生办《生活周刊》的传统，刊物的刊头采用了邹韬奋的手迹，同时为了防止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和便于登记，没有用《生活周刊》的名称，而改用《民主》为周刊的刊名。《民主》周刊由郑振铎出面任主编，周建人、许广平、马叙伦、董秋斯、罗稷南为编委。闵刚侯则担任《民主》周刊的常年法律顾问，办理相关法律事务，保障了《民主》周刊的运行。

当年《民主》周刊的发行人王丰年回忆：1945年9月间，由郑振铎同志出面，在鲁迅先生生前常去的一家酒店里，约请了一批上海文化界名人，正式宣布《民主》周刊即将出版的消息，请到会朋友们提供稿件。“当时会场气氛非常热烈，大家一致表示对《民主》周刊的支持。沈钧儒、沙千里、史良、闵刚侯4位名律师热忱同意担任周刊社的常年法律顾问。”

《民主》周刊

1947年2月9日，上海三区百货业职工会发起的“爱用国货抵制美货筹备委员会”，在南京路劝工大楼召开成立大会。国民党特务捣乱，冲入会场，殴打职工，打死梁仁达，打伤数十人，造成“二九”惨案。事后，特务反诬该事件是民盟组织造成的，沈钧儒与罗隆基幕后策划，郭沫若、马叙伦出面实施。2月10日，民盟发表声明，就“二九”惨案向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要求政府一方面制止全国之恐怖压迫，一方面严饬出事地点之负责当局，对血案彻办，惩凶抚恤，以息民愤，而重人权。

2月12日，沈钧儒与邓初民等参加上海各界人民团体组织的“二九惨案后援会”，发表《二九惨案后援会宣言》，招待各界人士及新闻记者，抨击国民党的法西斯暴行，并表示要联合日益扩大的民主力量，用行动来抵抗暴行，制止反动。受上海三区百货业职业工会聘请，闵刚侯与沈钧儒、沙千里、周新民、林享元等十位名律师组成“二九惨案律师团”为上海工人斗争伸张正义。最后，国民党当局迫于舆论，对遇难者家属予以抚恤。 

工作之余，闵刚侯经常发表进步文章，尤好考核法案故事，尝亲至浙江余杭县，搜求清末档案，以编写杨乃武小白菜奇案实录。闵刚侯国学基础扎实，有诗才，“能作小诗，亦清俊可亲”。他曾针对蒋介石政权抓壮丁、发动内战的行径，有感而发，写了一首七绝，诗云：“里巷纷纷说拉夫，新婚垂老尽惊呼。可怜日暮充前敌，同室操戈痛切肤”。读来颇具杜工部《三别》《三吏》的风格，控诉了内战给老百姓带来灾难与痛苦，表达了人民反内战争和平的愿望。

（参考文献：孙彩霞著《柏文蔚传》、丘琴 白竟凡 高凌主编《高崇民传》、沈谱 沈人骅编著《沈钧儒年谱》、王大象著《徐淡庐: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配图源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