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律师

章士钊其人

章士钊（1881年3月20日—1973年7月1日），字行严，笔名黄中黄、青桐、秋桐，1881年3月20日生于湖南省善化县（今长沙市 ）。其父章锦，曾在乡里为里正，后业中医。章士钊幼读私塾，非常勤奋，16岁在亲戚家为童子师。1901年离家赴武昌，寄读于武昌两湖书院，在此结识黄兴，成为莫逆之交。后执教于朱启钤（朱曾任北洋政府代总理）家塾。

1902年3月，入南京陆师学堂学军事，与其弟章士戛一起闹学潮，率四十位同学退学离开南京到上海，并入上海爱国学社，与从日本回国的邹容、张继同学，章太炎为国文老师。2003年5月，任上海《苏报》主笔，《苏报》因连续登载章太炎等人的反清文章被查封，章太炎、邹容等六人被捕，章士钊因得主办此案的江苏候补道、陆师学堂总办俞明震徇情，未予追究，侥幸得脱。2003年8月，他与陈独秀、张继等人创办《国民日日报》，在8月7日的《创刊词》和次日的《箴奴隶》中，章士钊对“国民”一词作了阐述，指出我国广大人民在当时封建统治下，实际处于奴隶地位，提出向欧美学习，拿起武器革命，推翻专制制度，求得解放，恢复“国民”固有人格。此论一出，引人注目。

1903年冬，章士钊协助黄兴创立华兴会，从事反清活动。1904年8月，华兴会决定当年11月6日在长沙举行起义。章士钊在上海余庆里密设机关，暗中接济。因行事不密，起义未经发动即遭失败，张继和章士钊等十余人被捕。章士钊等人经蔡锷托人营救，被关押四十余天后保释。为安全计，章士钊出狱后急忙东渡日本。 

流亡日本期间，章士钊回顾过去，认真反思，认为自己“才短力脆”，连累同志，深感内疚惭愧，一改革命救国为求学救国，发愤力学 ，他坚决不加入同盟会和其他政党。1907年，赴英留学 ，1908年，入阿伯丁大学学法律、政治，兼攻逻辑学。1909年4月，他与同盟会员吴弱男在伦敦结婚。留英期间，他常为国内报刊撰稿，介绍西欧的各种政治学说，尤其推崇立宪政治，对当时中国政坛产生了影响力。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胜利，12月，章士钊携家眷从英国回国，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给予了由衷肯定和热情支持。1912年春，应孙中山邀主持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但他认为同盟会不符合西方政党标准，主张“毁（旧）党造（新）党说”，以施行政党内阁制，遭同盟会员反对，被斥为“保皇党”。章士钊愤而辞职，应袁世凯之邀北上，袁赠巨宅，委以北京大学校长，未就。同年9月与王无生另创《独立周报》，继续议论时政，提出了民国政制究采取法国模式还是美国模式等问题，引起国人关注。

1913年3月，袁世凯主使刺杀宋教仁却嫁祸于黄兴，章士钊由此看出袁之险恶，便离京返沪，拜晤孙中山、黄兴，奉孙、黄之命，联络岑春煊反袁。7月，二次革命爆发时，孙中山任命章士钊为讨袁军秘书长，草拟讨袁宣言。9月，“二次革命”失败后，章士钊再度亡命日本。

1914年5月，在黄兴鼓动与支持下，章士钊创办《甲寅》月刊，他发表《政本》等一系列文章，重申两党制的主张，提出执政党应借反对党之刺激而维持其进步，互相监督，取长补短，统治才有力量 ；倡言革新，反对专制，提倡共和，但反对暴力激进手段；批评革命党有“好同恶异”之弊，主张调和立国； 宣称联邦制可以用舆论力量达到革命的目的，引证西方学说。

1915年冬，袁世凯公开称帝，护国战争爆发。1916年5月8日，滇、黔、桂、粤四省联合的护国军军政府在广东肇庆成立，章士钊任秘书长。6月袁世凯病死，黎元洪就任总统，章士钊留居北京，任国会议员，并应蔡元培之邀请，受聘为北京大学研究所伦理教授。

1917年1月，在北京出版《甲寅》周刊 ，11月，应陈独秀之邀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院教授，讲授逻辑学，兼图书馆主任，并当选为国会众议员。章士钊推荐李大钊、杨昌济到北大任教，又推荐李大钊继任图书馆长。1918年5月，任护法军政府秘书长。次年在上海举行南北和平会议，担任南方代表。

1920年夏，毛泽东、蔡和森为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募筹经费，持杨昌济手书到上海拜见章士钊，请求资助，章士钊当即以二万元巨款相赠，毛泽东以一部分作赴法学生的费用，一部分用于湖南革命活动。1921年春，章士钊赴欧洲游历，考察政治，寻找治国道路，并认识到农业国与工业国不同。1922年11月，受教育部之聘，任北京农业大学校长 。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章士钊看到了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希望，政治倾向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成为中共的朋友。1922年，受周恩来之托，章士钊将一部印刷机由法国运至德国，支持周恩来在欧洲的革命活动。

1923年10月，曹锟贿选为总统，章士钊时任上海《新闻报》主笔，撰文痛斥。1924年，段祺瑞上台，章士钊曾任教育总长、司法总长。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段祺瑞政府彻底丧失民心而下台，章士钊也由此结束了政治舞台上的生涯。   

“九一八”事变后，章士钊辞去原受张学良之聘任沈阳东北大学文学院教授、院长职务，回到上海，杜月笙延之为宾客，不久正式挂牌当律师。1934年任上海法学院院长，1937年4月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法制委员会主席。

抗日战争爆发后，章士钊留居上海租界，次年3月，南京“维新”伪政府成立，拒绝梁鸿志企图诱惑入伙，保持了民族气节。为离开是非之地，章士钊在杜月笙派人迎护下，经香港转赴重庆，国民政府给以“参政员”名义。1938年6月起，历任第一、二、三、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双十”协定签字后，毛泽东因事滞留重庆，章士钊为其安全担心，劝毛泽东尽快脱离险境，在手心写一“走”字，耳语“三十六计，走为上”。

1946年回上海，在同济大学法学院任教，并续任律师；同年11月当选为制宪国民大会代表。1948年行宪后，当选为立法院立法委员。解放战争后期，他作为“上海和平代表团”成员为国共和谈奔走，1949年3月25日，李宗仁决定成立和谈代表团，邵力子、张治中及章士钊等五人为和谈代表到北平，与中共举行和平谈判。4月22日和谈破裂，章士钊与邵、张等乃留居北平，嗣后去香港。留港期间，劝说程潜、陈明仁和平起义。9月，他应中共之邀参加开国大典，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此后定居北京。 

新中国成立后，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并被推选为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和第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委。1951年7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1955、1958、1960年，三次奉命赴香港，与台湾方面联络，会商两岸统一问题。1959年10月，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晚年以大部分时间从事文史研究工作。1961年，国家困难时期，毛泽东用稿费以“还钱还利”为名，每年正月初二送二千元给章士钊，送满十年。

“文革”初期，红卫兵抄了章士钊的家，砸坏文物，焚烧古籍。章士钊连夜给毛主席写信，经毛泽东、周恩来过问，当即送回了抄走的全部物品，对其本人给予保护。1967年，章士钊对刘少奇命运十分关注，致函毛泽东、刘少奇，意在调和，以求两位领导人团结共事。 

晚年一如既往地为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而奔走，1973年，章士钊不顾92岁高龄，自请第四次赴港，想与台湾方面会谈两岸统一事业，不幸在香港病故。在北京举行追悼会时，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到会行礼致哀。 

 营救李大钊

李大钊

李大钊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而是中共在北方的重要领导人。 

奉系军阀占据北京后，实行恐怖统治，把镇压国民革命、捕杀共产党人当作头等大事，四处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1926年4月、8月，就以“宣传共产赤化”的罪名，先后杀害知名报人邵飘萍、林白水。面对直奉军阀的残暴统治，为了保存和发展革命的力量，1926年3月底，李大钊领导中共北方区委机关及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旧兵营，从此没有公开露面，李大钊的妻子和两个女儿也住在苏联使馆内。不久，国共两党许多领导人相继调离北京，北方革命重任全都落在李大钊一个人身上。环境异常险恶、艰苦，但李大钊毫不畏惧，始终保持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充满着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这期间，党团组织稳定发展、不断壮大；开创了农村革命工作的新局面，建立了农民协会和农民武装；派遣与输送了大批班干部与优秀青年去南方，为北伐战争增添新生力量，赵世炎、罗章龙、陈乔年、陈毅就是这个时候南下的。在李大钊同志领导下，沉寂多年的兵营，一时成了北方革命运动活跃的指挥中心。

1926年9月，考虑到北方局势日益恶化，为了李大钊的安全，中共中央写信给北方区委，要求他南下武汉工作，后又再次催促。但李大钊考虑到北伐军即将北上进京，北方区委应做好接应工作，他不能离开，要求留下。1927年年初，在张作霖大帅府里潜伏的中共地下组织获悉并传出情报，张作霖已密令逮捕李大钊，京师警察厅为了能够进入使馆区抓捕，也和帝国主义相勾结，对李大钊等秘密跟踪、监视。同志、朋友都劝李大钊尽快离开北京，夫人赵纫兰也劝他暂避，李大钊却以工作重要，不能脱身。在李大钊被捕前夕，杨度无意中从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汪大燮口中得知敌人即将逮捕李大钊的阴谋，急忙告知国民党北京特别支部书记胡鄂公。李大钊获悉后，他让许多同志化装转移，而自己却留下来继续工作，坚持斗争。李大钊的坚定与无畏，感染了周边的同志，在李大钊领导下工作的谭祖尧的未婚妻之父在北洋政府供职，也获知张作霖要对共产党人下毒手，就让女儿转告谭祖尧，要他躲避一下，谭祖尧却以李大钊为榜样，回复说：干革命就不能怕死，我坚决跟李先生干革命，只要李先生在北京，我也不离开。谭祖尧与李大钊始终在北京坚持斗争，直到一同被害。

1927年4月5日夜，按照张作霖的密令，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召集侦缉处长吴郁文等人秘密开会，制订抓捕李大钊的行动方案。根据有关中外条约规定，中国军警不得随意进入东交民巷使馆区，更不准携带武器入内。于是奉系军阀当局派人与时任公使团团长、荷兰公使欧登科沟通，又与英、法等国公使交涉，继尔签订《辛丑条约》的八国公使会议讨论，默许奉军进入东交民巷搜捕李大钊等人。

4月6日上午11时半，奉系军阀当局、京师警察厅出动300多名军队、警察、宪兵、侦探，全副武装，在吴郁文带领下，进入东交民巷使馆区，冲进苏联大使馆及旧俄兵营内。苏联使馆工作人员甘布克见状，上前阻止，并拔出手枪朝空鸣枪警告，被众军警制服。这天正是清明节，天气温和，赵纫兰带着小女儿炎华在院内散步，大女儿星华坐在外间的长木椅上看报，李大钊在里间伏案办公，宪兵、侦探和警察破门而入，并带来了几天前被捕的阎振三同志。一个侦探指着李大钊问阎振三：“他是谁？你认识他吗？”让阎振三辨认，这位党性坚强的老工人摇头表示否认。吴郁文走上前来，冷笑道：“你不认识他？我可认识。他就是李大钊！”军警们蜂拥而上，逮捕了李大钊，同时被捕的还有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谭祖尧、路友于等和赵纫兰母女共33人，以及苏联使馆工作人员16人，当天还从苏联使馆里拉走了7车文件。

李大钊的被捕，激起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愤怒，抗议奉系军阀当局反苏反共的暴行，纷纷进行营救工作。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发表宣言称，以本军三十万将士全体之生命，誓必竭力保障李大钊生命，不容擅加危害。政府校务讨论会提议，李大钊虽属共产党员，究系迷信学说，与故意扰乱治安者情形微有出入，应请当局略迹原情，贷其一死。北京9个国立大学的校长开会讨论营救办法，并推选北京大学校长余文璨、北京师大校长张贻惠为代表走访张学良，后北京国立、私立25所大学的校长又开会进一步讨论营救办法，希望奉方取宽大主义，一并移交法庭办理。杨度曾利用其在北洋军阀政府内任职的条件，左右周旋，设法营救，终于促成北洋政府政治讨论会召开，议决向安国军总司令建议，请将此案移交法庭裁判，依法办理，以其昭示中外，以彰公允。杨度、梁士诒作为北洋政府政治讨论会代表，约司法总长罗文干一同会见张作霖，陈述该会意见，主张将东交民巷事件中所逮捕的人“移交法庭”处理。

章士钊夫妇与李大钊及其家属关系，非同一般，自然是更为关切。早在奉系军阀动手前，章士钊就让夫人吴弱男去苏联驻华使馆劝李大钊出国躲避风头，李大钊被捕后，章为营救李大钊，四处奔走呼号。据吴弱男回忆说：守常被捕前，避居苏联使馆已三月余。我尝假借为儿子签护照，去使馆见守常，劝其火速设法出国赴苏联，并建议先化装离开东交民巷到我家暂匿。行严知风紧，亦力主速行。而守常殊镇定，迟迟未行动。不久，北方政府取得各国使馆同意，突派军警包围苏使馆搜查，拘守常等。行严闻讯，由津遄返北京，企图设法转机。先见张学良、杨宇霆陈说，谓共产主义在国内犹在空洞谈论经济理论阶段，不宜穷治，可判彼等有期徒刑，准彼等带《资本论》等书籍，移押沈阳监狱，情节较轻者，可径行开释，如此既可遏止党人活动，亦可免生枝节。学良首肯，杨亦同意，于是入见张作霖。作霖踌躇，谓此事不可独断，须与京外十一将领商量。至是行严知已无望，但仍请张分别函询十一将领，不以联衔通电方式。顾不久十一将领联名电至，坚称李等非仅空谈理论，应对罢工罢学负责。于是守常等终于牺牲。

后来章士钊本人在为张次溪编著《李大钊先生传》作序中回忆说：

章士钊找到杨宇霆时，称李大钊名闻中外，深得人心，言辞恳切地奉劝杨宇霆切不为以一时之意气，杀戮国士，而遗千载恶名。杨宇霆闻之悚然，乃向张作霖进言，认为李大钊为著名学者，建议保李大钊性命，不如判个终身监禁，让他在监狱里继续研究《资本论》。由此，张作霖对杀害李大钊也曾一度动摇迟疑，最终决定组成特别法庭，派参议何丰林就任审判长，进行审理，其实，特别法庭由军方一手控制，是一个法西斯军事法庭。4月28日，特别法庭在警察厅南院大客厅开庭，判处李大钊等20人绞决，立即执行。紧接着，将李大钊等同志秘密押送到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执行死刑。至此，章士钊与杨度以及社会各界的努力营救，都未能成功。

噩耗传来，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以及各界进步人士无不悲愤和痛心！章士钊更加悲痛不已，曾作诗悼念，哀伤之情跃然纸上。诗云：

障尘何微微，朝夕通其辉。

人生各有托，君去独不归。

青林有蝉响，赤日无鸟飞。

裴回东南望，双泪空沾衣。

李大钊牺牲后，章士钊与其夫人吴弱男还去慰问其家属。1927年5月6日《申报》载：“李妻回寓（府右街朝阳里三号）后，首先某前总长夫人赶至慰问，目睹惨状，为之泪下。”这位前总长夫人便是吴弱男。后来章士钊夫妇与亲友商拟筹款三千元赡养李大钊遗属，实际募捐到了二千余元。除购买棺木改殓丧葬等费用外，尚存一千余元，由李大钊的同学白眉初等管理，以利息维持赵纫兰与子女的生活。

营救陈独秀

陈独秀

陈独秀，原名陈庆同 、陈乾生，字仲甫，号实庵，安徽怀宁人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发起者和主要旗手，“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和党早期主要领导人。1921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局书记，后任中央局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中央总书记等职务。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陈独秀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以致大革命失败  。1927年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进行改组，陈独秀从此离开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岗位。对大革命的失败，陈独秀不否认自己的责任，但他认为在中国革命的许多问题上，共产国际错误指导，自己被迫执行，共产国际应负主要责任。托洛茨基认为斯大林应对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负责观点，得到陈独秀的认同。1929年春，陈独秀看到托洛茨基论述中国革命的文章时，引起思想上的共鸣，他接受托派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并开始在党内组织“左派反对派”，这是违反党纪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先点名批评陈独秀，后作出将陈独秀、彭述之等人开除出党的决定。12月10日，陈独秀发表《告全党同志书》，12月15日，他联合81人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主张将来中国革命的性质仍旧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1931年5月，成立统一的“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选陈独秀为书记，人们称之为“托陈反对派”。但是这个“反对派”的主张完全脱离中国实际，内部派系众多，矛盾重重，很快陷于分裂和瘫痪，没有什么重大影响。后来托洛茨基提出以苏联为轴心、保卫苏联等损害中华民族利益的口号时，陈独秀坚决反对，最终与之分道扬镳。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陈独秀发表一系列文章，提出反蒋抗日的主张，在文章中，斥责蒋介石依赖国联主持公理，是“妄想”，是“奴性”的表现，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在和平谈判的掩盖之下，实行其对帝国主义投降，表现了他的强烈爱国主义和坚决抗日态度。当然，这些言论遭到国民党政府的忌恨、迫害。

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及其托派成员彭述之、宋逢春、罗世凡等，所谓“托陈反对派”的中央常委全部在上海法租界被捕，旋即被引渡到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转押赴南京，后由江宁地方法院看守。

陈独秀被捕的消息，震惊全国。蔡元培、胡适、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灏、罗文干等他早年的同事和好友都致电蒋介石，要求将陈案交付司法审判，反对由军法处置。蒋介石考虑到民众呼声与舆论压力，复电“照办”。

章士钊与陈独秀渊源久远、交情非浅。后来，陈、章二人，因政见不同，早已各行其是了，但对陈独秀几次被捕，章士钊都是很关心的，这次也不例外。他自告奋勇站出来，义务为陈独秀担任辩护律师，完全是出于正义感与律师的天职。章士钊不计前嫌，挺身而出，甘担风险，当时在社会上引起轰动，被称之为“有古义士之风”。

1933年4月14日上午，江宁地方法院刑二庭就陈独秀等被指控“危害民国案”第一次开审，陈独秀被带上法庭时，审判长问他：何以要打倒国民政府？他回答：这是事实，理由有三：（一）国民党实行刺刀政治，人民无发言权，即使国民党员恐亦无发言权，不合民主政治原则；(二）人民贫穷至极，军阀官僚只知集中金钱，存放于帝国主义银行，人民则衣食不保，此为高丽亡国时的现象；(三)全国人民主张抗日，政府则步步退让。十九路军在上海抵抗，政府不接济。所谓长期抵抗，仅长期抵抗四个字而已，始终还是不抵抗。据此，人民即有反抗此违背民主主义与无民权实质政府之义务。

4月20日上午，陈独秀等“危害民国案”第三次开庭，旁听者众，有些是从上海、无锡、镇江各地赶来的，法庭内外人头攒动。检察官的控告长篇累牍，至下午一点四十五分才结束，陈独秀当庭抗辩：检察官论告，谓我危害民国，因为我要推翻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但是我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不承认危害民国。因为政府并非国家，反对政府，并非危害国家。他的书面辩诉状指出，本国某一党派推翻某一党派的政权而代之，不能说是“亡国”，所以，所谓的“危害民国”罪不成立。民国之所以叫民国，就是民主共和国，以别于专制君主国。何谓“叛国”？《刑法》上有具体说明，即平时外患罪、战时外患罪、泄露机密罪。如果把国家和政府混为一谈，那又何必摒弃法国路易十六的“朕即国家”说。如果说在野党反抗不忠于国家或侵害民权的执政党，而主张推翻其政权，就是“叛国”，则古今中外的革命政党无不曾经“叛国”，国民党也曾“叛国”矣。他当庭指斥国民党政府，以党部代替议会；以训政代理民权；以《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及《出版法》等特别法代替《刑法》；以军法逮捕、审判、枪杀普通人民；以刺刀削去了人民的自由权利，高居人民之上；视自己为诸葛亮与伊尹，斥人民为阿斗与太甲。日本帝国主义挟‘武力征服’政策对待吾国，国民党政府亦挟同样态度以临吾民。他表示，自己力争的是人民自由权利、实现普选的国民立宪会议、民主制扩大到历史的最高阶段。无论现在还是将来，他本人都没有篡夺民国为“党国”的企图，试问谁为“危害民国”？他进一步反驳，如果认为宣传共产主义就是“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就是“危害民国”，欧洲中世纪专横黑暗的宗教法庭迫害异教徒、科学家，以阻塞思想信仰自由的故事，岂不是重见于今日的民国，那不是正好证明日本人所谓的“中国非近代国家”之说不是污蔑吗？

接着，章士钊起立为陈独秀辩护，雄辩滔滔，长达五十三分钟。他指出，本案首先当区分言论与行为，“以言论反对，或攻击政府，无论何国，均不为罪”。即使是应付紧急状态的特别法规，也未见这样的规定，所以起诉书的指控，以言论定毫无依据。反对或攻击政府，进一步推翻或颠覆之，这是行为。即便指控陈独秀主张暴动，“既未越言论或理想一步”，与紧急治罪法上的“行为”含义迥然不同，以行为而论，断无科罪之理。本律师早年在英国留学，曾闻道于当代法学家戴塞，谓国家与政府并非一物。国家者，土地、主权、人民之总和也；政府者，政党执行政令之组合也。定义既殊，权责有分，因此可危害国家、土地、主权、人民者，才称得是叛国；至于反对政府，乃政见不同，如何能指为叛国呢？何况国家与主持国家的机关（即政府）或人物，属于截然不同的范畴，如果说以言论攻击机关和人物就是危及国家，“于逻辑无取，即于法理不当”。民国的主权在民，复辟国体才是叛国，才是危害。否则，不论对于政府或政府中何人何党，有何抨击，都是正常的，只有半开化的国家才会以此“临之于刑”。章士钊又说，陈独秀鼓吹共产主义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不但不冲突，“而且是一个好朋友”，陈独秀已与中共分裂，组织托派反共，这是有功于国民党。陈独秀实际上是与“国民党最前线之敌人为敌”，称他“与国民党取犄角之势”也无不可。但陈独秀当庭声明，章律师之辩护，以其个人观察与批评，贡献法院，全系其个人之意见，并未征求本人同意。至于本人政治主张，不能以章律师之辩护为根据，应以本人之文件为根据。陈独秀不同意章士钊称其与国民党的敌人之敌人成犄角之势，认为这是原则问题，必须澄清。陈独秀此举，令章大律师十分尴尬，后来章士钊对人说，交友遍天下，可是有三个人不好交，其一就是陈独秀。

陈独秀、章士钊的“政府不等于国家”之辩，法理煌煌，震耳发聩，无疑是对国民党“党即国家”、“党国一体”的专制体制当头棒喝，直面猛击！通过新闻媒体广为流传，影响巨大。章士钊的辩护词洋洋洒洒、旁征博引，文采斐然，堪称经典之作，上海沪东大学、苏州大学选编为法学系教材。尽管辩护有力， 但经过十二天审理后，法庭仍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判处陈独秀有刑徒刑十三年，上诉后改为八年，押赴南京第一监狱服刑。

章士钊曾多次去狱中看望陈独秀，写下《念故人陈独秀》诗，抒发胸臆：

龙潭血战高天下，一代功名奕代存；

王气只今收六代，世家无碍贯三孙。

廿载浪迹伤重到，此辈清流哪足论?

独有故人陈仲子，聊将糟李款牢门。

陈独秀有肠胃病，时常发作，在狱中医疗条件差，得不到好的治疗。陈独秀相信上海医生黄钟的医术，想他来狱中为自己看病，便托上海亚东图书馆的汪原放去请。汪原放先找到黄医师，黄一口答应，但有一个条件，需要有章士钊的信作为保障，才敢前去。汪便立即奔赴章律师事务所，章士钊恰好由外面出庭回来，下了汽车，立刻写了一封信给黄医师。黄医师接信后，立马动身去南京，次日清早便到狱中为陈独秀看病，并诊断是旧病复发，不太严重，章士钊获悉后十分欣慰。

1934年9月，陈独秀想选择四位能书法的好友，各写一幅，合为小屏，挂在牢房中观赏、消愁，汪原放转告了章士钊，他遵嘱作诗并书，裱好送去。诗文及附言如下：

“夜郎流客意何如，犹记枫林入梦初。夙鄙诸生争蜀洛，焉禁文网落潘吴。（亭林有千秋仁义在潘吴之句，谓潘耒、吴柽章也。）议从刻木威奚在，煎到同根泣亦徒。留取心魂依苦县，（君近治老子书。）眼中台鹿会相呼。

　　三十年前楚两生，君时扪虱我谈兵。（君里衫恒数月不换，一搔痒白虱盈指，吾别有文记此。）伯先京口长轰酒，（君忆人诗有伯先京口夸醇酒之句，谓丹徒赵声也。）子榖香山苦嗜饧。（苏元瑛子榖尝毁金齿，质钱买麻酥糖。）昌寿里过梅福里，力山声杂溥泉声。（善化秦巩黄力山、沧州张继溥泉当时发论痛快。）红蕖聚散原如此，野马风棂目尽迎。（佛罗伊德画一狱囚目视监房，窗棂间日光一线，平生梦想事件，皆浮动于中。独秀近索拙书，因并为长句写寄，奉怀君子，不尽于言。）                                                                                                  士钊

                                             甲戊初冬”

在诗中，章士钊回忆了他、陈独秀与赵声（伯先）、苏曼殊（子谷）、秦力山（力山）、张继（溥泉）等人，1904年在上海筹划华兴会武装起义和其他革命活动时朝气蓬勃的情景，描写生动，形象逼真。然而，人生无常，世事难料，最后引用弗洛伊德的囚画中人物形象，意在安慰囹圄之中陈独秀要乐观豁达，苦守待变，曙光将至矣！感情真挚，意味深长，充分表达了章士钊对幽禁狱中陈独秀的关怀和期待。可见，陈独秀、章士钊在政治上立场不同，主张相异，但私交甚笃。

（本文写作参考了白吉庵《章士钊传》、郭德宏张明林《李大钊传》、傅国涌《政府等于国家吗？——章士钊为“陈独秀案”辩护》，在此一并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