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反帝反封建斗争，追求民主、法治，重视开展合法斗争。律师向往政治昌明、法制健全，坚持公平正义。其中，思想进步的律师，拥护中共的政治主张，投身中共领导的革命活动和斗争，并以自己的法律专业知识和工作技能，发挥了其他阶层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活跃着律师群体。

负笈海外

张志让(1893-1978），号季龙，江苏武进县人，出生于常州青果巷贞和堂张宅，隔壁就是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的出生地八桂堂，与“女中豪杰”、著名律师史良的故居同属一个街区，相距仅几百米。张志让与中共早期革命家、广州起义领导人张太雷，都是清朝乾隆年间常州西下塘张圣经的六世孙，他俩是族兄弟。张志让的父亲张赞宸是萍乡煤矿总办兼汉阳铁厂总办，后迁居青果巷贞和堂。张太雷父亲张亮采家境较差，生活无着，后投奔族兄张赞宸时，张赞宸安排他在安源煤矿担任比较轻松的文职工作。不幸的是，五年间张赞宸、张亮采先后病故，两家痛失顶梁柱，只好回到家乡常州。张太雷母亲带着一儿一女到张志让家中帮助料理家务。张志让家境殷实，聘有家庭老师，张志让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张太雷也曾一度随读。后来张志让在写的自传中还提到：“张太雷是我的远房堂弟，他的父亲曾在萍乡煤矿做事，那时我还很小，两家常有来往，因此我与他很相熟。”1909年，张志让跟随叔父张采甄、老师陈巢南参加了柳亚子先生在苏州组织的南社活动，是南社十九位社员中年纪最小的一位，他国学基础扎实、才思敏捷，又充满激情，深得柳亚子先生赞赏与喜爱，称他为“好汉”。

1911年至1921年，张志让求学十年，苦读十年。从清华学校初中部毕业，张志让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理科，后转入上海大同学院，再转入复旦公学。1915年，张志让飘洋过海，到美国留学，考入加利福尼亚大学文科学院，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受著名法学家王惠宠的影响，选读“美国大学各社会学科中最难读”的法律系，毕业后再入德国柏林大学法律系继续深造。张志让在欧美留学期间，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两年，当时留学生还没有进步活动，他对国内情况也比较隔阂、陌生。十月革命爆发后，他对此很感兴趣，但并不了解其性质与意义，只是觉得这是世界变化的新趋向。1921年初夏，张志让学成回国。当时，张志让父亲的朋友、常州人董康担任北洋政府的司法总长，他介绍张志让到司法部门工作，在大理院当推事，负责办理民事案件，张志让还兼任过“法权讨论委员会”的笔译工作。北京大学法律系主任王世杰、北京法政学校校长江庸分别邀请张志让到北京大学法律系、北京法政学校兼课，同时他还在《法律周刊》上发表文章，因此，由于前辈的赏识、提携，出道不久的张志让在北京法学界风生水起，已经相当有名气了。

向往革命

张志让在北京的几年，正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政治黑暗，局势动荡。从袁世凯的中华民国临时总统到称帝，到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等，短短数年，总统走马灯似地更换，令人头晕目眩。张志让认为在军阀统治，派系林立、争权夺利的政治环境中，要有所作为，简直是痴心妄想。于是，他渐渐对北京政府产生了厌恶之心，盼望与进步人士接触。1922年秋，他从北京回上海时，在一次亲戚们的筵席上，便探问张太雷的近况，但亲戚们避而不谈。

1926年夏季，国共两党合作下北伐战争中的国民革命军进军武汉，共产党领导工人和人民群众收回了英租界，大长了中华民族的志气。1927年3月，张志让知道张太雷在武汉，就想去找张太雷，并亲眼去看看革命这个当时“最时髦”的事物究竟怎样的。当时汉口革命氛围浓烈，马路上随处张贴着各色标语，交通要道悬挂着动人心魄的横幅，揭示了革命当前阶段的目的和政策，表现了坚决革命的决心与意志，张志让感到耳目一新。

张志让很快地见到了张太雷，两人促膝长谈。张太雷向他介绍了革命的概况和形势，指出当前北伐战争有两条路线：一是向北进军，直捣军阀老巢，夺取北伐战争的全面胜利；另一条是向长江下游发展，直到上海，这是同帝国主义妥协的路线。张太雷还满怀信心地谈到革命事业是要为无产阶级、劳动大众谋利益，首先是物质利益。短短几天内，耳闻目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远道而来的张志让觉得是进入一个崭新的世界，他深深地被革命这个新生事物所吸引，热情高涨，确信革命事业必将成功，渴望投身革命工作。

临别时张太雷说，武汉政府就要组织最高法院，如愿意参加，他可以介绍，张志让求之不得，当然表示愿意。这样，张志让就辞去大理院职务，参加了武汉政府的最高法院，任审判员，办理民事案件。在武汉时期和回沪后初期，他曾读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列宁的两部著作《国家与革命》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让他印象最深。

没想到国共第一次合作的蜜月那么暂短，两党分裂之后，武汉最高法院解散。张志让在回沪前，去看望住在南湖的张太雷，希望得到指点。张志让进去时，张太雷在楼上前廊同两个外国朋友围坐茶话，张太雷立即过来在走廊上与他交谈。张志让觉得不便留得过久，所以谈话时间不长就分手了。不料这次见面，竟是他与张太雷的诀别。后来，张志让在上海报上看到张太雷在广州起义中牺牲的消息，痛心不已。张氏亲族中人曾对张太雷脱离家庭并不理解，也不谅解，至此都为之肃然起敬。

沪上名“律”

在张志让由汉回沪前夕，国民党南京政府准备成立最高法院，曾托张志让的老同事来信约他参加，但他对南京政府已是失望，不予答复。1928年3月，张志让加入上海律师公会，开设律师事务所。由于他学贯中西，又有过最高司法机关的工作经历，而且办事认真负责，很快成为上海著名大律师。1930年，中共地下党为了营救被捕同志，成立了一个外围组织“中国革命互济会”，鉴于张志让的政治倾向和专业能力，他和史良、潘震亚、陈志皋等进步律师都被聘为互济会的法律顾问，承办所谓的政治案件，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与革命群众。

有一次，张志让在著名的共产党人李达家中与张庆孚相识。

张庆孚（1901-1968），江苏江阴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毕业于上海大学英文系，曾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第十九军师政治部主任。1928年后任上海政法学院教授，陕北红军大学、延安抗大、军政学院政治教员，东北军区军需学校党委书记，中南军区军需部政治部主任。建国后，任国家林业部办公厅主任、副部长，历任中共八大代表，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认识后，两人经常接触，张庆孚启发、引导张志让为革命而工作。在执行律师事务方面，张庆孚介绍张志让为被捕的共产党人辩护，但又提醒他不要受理太多政治色彩太强的案件，以免暴露关系，减少作用。当年被捕后经张志让辩护、营救的中共党员，在1949年之后公开政治身份的，有司法部副部长郑绍文、“三联书店”主要创始人与新华书店总经理黄洛峰、化工部副部长吴亮平、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部长潘梓年等。此外，著名的案件还有：

1. 牛兰夫妇案

1931年8月，“赤色职工国际”分支机构“泛太平洋产业同盟”成员、共产国际驻沪秘密代表牛兰夫妇被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后引渡给国民党当局，轰动国内外。牛兰夫妇在上海有三项任务：一是以在租界的合法身份，完成共产国际执委、远东局、青年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中共及亚洲各国的信件、电报、邮包的接收与中转；二是为一些到苏联学习、开会及工作的各国共产党人办理各种手续；三是利用公开渠道接收共产国际从柏林银行转来的款项，分发给各国革命组织。实际上，牛兰夫妇是共产国际在亚洲的信息、人员、经费的联络点与中转站。由于牛兰夫妇是经验丰富的地下工作者，尽管被搜查了大量证据，但租界当局和国民党当局始终没有查明他俩的真实身份。1932年8月，牛兰夫妇被判处无期徒刑，他们多次绝食抗议，反抗国民党当局的迫害。国内外进步力量纷纷营救牛兰夫妇，宋庆龄亲自为之多年奔走，张志让曾陪同宋庆龄到南京营救。一直关押到“七七事变”后几个月，牛兰夫妇才获释，转到苏联。

2. 杨文道叶海生被控枪杀日本水兵案

1936年9月23日夜，在上海公共租界海宁路，日本出云号巡洋舰上的海军陆战队田凑朝光、八幡良胤、出利叶义三人走在路上，大摇大摆，正商量着今晚去哪里寻欢作乐的时候，突然从路边冲出数人对着该三人连续开枪后，迅速撤离。田凑朝光当场毙命，其余两名日本兵受伤。

之前，因为日本的侵略行径引发在成都、北海、丰台、汉口等地已经陆续发生过多起针对日本士兵和特务的暗杀行动，一时间在中国的日本侨民和军队都人心惶惶，焦虑不安。这次枪击事件后，驻上海日军陆战队本部立刻进入非常戒备状态，中国军队方面也接到命令进入紧急战备，仿佛中日双方在上海战火一触即发。在准备动武的同时，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向租界工部局和上海市政府报案，要求彻查真凶，予以严惩。租界当局为了自己的利益，诬称两个无辜的中国人杨文道、叶海生为凶手，国民党第一特区地方法院一审判处他们死刑，两人不服，提出上诉，由江苏高等法院二分院刑庭庭长郁华等审理，张志让担任辩护律师。张志让把案件破绽一一指出，经各报大力宣传，上海闹得满城风雨。后来，该案又上诉到最高法院，法院认为事实证据存疑，悬而不判，直到“七七事变”爆发后才宣布两被告无罪。

3.  “七君子”案

1936年11月22日，国民党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史良七位著名爱国人士，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冤狱。张志让接到地下党的一个电话，要他担任辩护律师，他没有丝毫犹豫，立即答应了。其他律师也闻风而动，张志让与张耀曾、江庸、李文杰等20多名律师一起组成强大的律师团队，为“七君子”出庭辩护，并第一时间赶到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李文杰在《为“七君子”案辩护》一文中说：“（我们）当即驱车去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出庭。赶到的其他辩护人，记得的还有张志让、蔡六乘、鄂森等律师。”据史良等回忆，张志让为首席律师。1937年4月3日，检察官翁赞年提交起诉书，指控“七君子”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并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共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之罪，并列举了十大罪证。律师团队、救国会负责人等在上海香港路银行俱乐部召开会议，历时四个小时，最后由张志让执笔，起草了达2万字的长篇答辩书，以大量事实和论据，逐一驳斥了国民党当局炮制的起诉书中对沈钧儒等人的诬陷式指控。资深共产党员、著名报人、救国会发起人之一胡愈之在现场写成新闻稿送至各大报馆，次日见报。由于中共、国内外进步人士及各界群众开展各种救援工作，国民党当局压力重重，法庭虽然两次开庭审理，但没有下判。“七七”事变爆发，导致全面抗战开始，解决“七君子”案件有了重大转机。7月31日，江苏高等法院裁定，准予书面保证开释。1938年12月，最高法院检察署鉴于抗战中江苏高等法院一再迁移，事实上无法行使审判权，便将此案移给四川高等法院第一分院。1939年1月26日，四川高等法院第一分院检察处呈交《撤回起诉理由书》，认为该案所涉《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已经修改，被告所行各节与当前国策不相违背，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一条，犯罪后法律已废止其刑罚者、行为不罚者，应当不起诉，故该案应当撤回起诉。2月21日，最高法院检察署复令，将撤回起诉理由呈奉司法行政部存查。至此，“七君子”案件在法律程序上完全终结。

（本文写作参考了张志让《自传》、千家驹《我所知道的张季龙同志》、尚丁《民主宪政运动的先锋战士张志让与<宪政>月刊》、李正文《党的亲密战友——张志让同志》、中国法院博物馆《记最高法院副院长张志让》。本文图片源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