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反帝反封建斗争，追求民主、法治，重视开展合法斗争。律师向往政治昌明、法制健全，坚持公平正义。其中，思想进步的律师，拥护中共的政治主张，投身中共领导的革命活动和斗争，并以自己的法律专业知识和工作技能，发挥了其他阶层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活跃着律师群体。

投身抗战

七七事变后，为了适应国共合作全面抗日的形势，蒋介石邀请各方面人士到庐山开谈话会，作为法律界的知名人士，张志让被邀请参加。张志让在开幕会议上首先发言，力主对日抗战。其时曾有友人邀请张志让国民政府行政院做参事，当时的院长是汪精卫，张志让感到厌恶，不予接受。

抗战初期，张志让在上海各界抗战后援组织中担任宣传组工作，曾两次参加有国共两党联合召开的抗日工作座谈会。国共第二次合作后，周恩来任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其中第三厅是由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人士组成，负责抗战动员工作、艺术宣传、对敌宣传等业务，厅长是郭沫若。听从中共党员、“左翼文化总同盟”与“上海文化界救国会”负责人钱俊瑞安排，张志让去第三厅宣传处担任科长，到了武汉。不久，由于战局紧急，第三厅匆匆撤退至长沙。之后，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决定，第三厅大部分工作人员撤往重庆，留三分之一人员组建桂林行营政治部。张志让被留下来，1938年12月3日到达桂林，任桂林行营政治部宣传组长。原立法院秘书长梁寒操为桂林行营政治部主任，但他当时尚在重庆未到任，因此，有几个月时间，张志让实际主持了桂林行营政治部的全面工作。

桂林当时有“文化城”之称，许多进步的文化人都到了桂林，如胡愈之、范长江、夏衍、杨东莼、千家驹等，一时间人才济济、名家荟萃。

著名经济学家千家驹《我所知道的张季龙同志》中说，他经胡愈之介绍与张先生见面， 他记得胡愈之对他说：张先生这人从不计较名利地位，全心全意为抗战工作。以他的资历和声望，在第三厅当一名宣传科长是很委屈的，但他从不计较这些。还说，张志让从不躲空袭警报，甚至当敌机在头上狂轰滥炸，他仍然挥笔写宣传抗日的文章。胡愈之还告诉他，张志让在武汉有块地皮，本可以卖给政府得一笔钱，但他认为在抗战时期，国家财政困难，就无偿地献给国家了。对于张先生这种高尚品质，大家深为景仰，当他的面既不叫他的大名（张志让），也不称他的号（季龙），而叫他“张律师”，好像他的本名就是“律师”。这也说明张先生在法律界的地位，说起“张律师”，无人不知是张志让。张志让来桂林后，住在桂林青年会宿舍。这是一间不满十平方米的小房子。他行李简单，生活俭朴，衣着随便，不修边幅。他夏天连袜子也不穿。他自我解嘲地地说，他是学时髦女子——夏天光脚穿高跟鞋。他的漱口杯是一个把子已掉瓷的小杯。他又平易近人，谈笑风生，真有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不改其乐”的样子。

张志让住的青年会宿舍，是一间狭小的小平房，建筑年代已久，长期未加修缮，残破不堪，他用纸把墙壁糊好，收拾得干干净净，室内生活用具摆设井井有条，书桌上放着整齐的书籍。床上的铺盖极简单，一条小被子和一顶褪了色的蚊帐，这种摆设就像一个寄宿的中学生。漱口用的小口杯，还是他1922年初在北京政府司法部任参事时买的，已使用近二十年了。当时，许多年轻人不时地慕名来到他的住处谈心，讨论抗战形势、国家前途等问题。他热爱青年，总是耐心细致，谆谆善诱，因势利导，启发青年们关心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相当多的知识青年在他的影响下，投身到广西学生军，为抗战做出了贡献。1939年9月， 两位农村知识青年受到他的文章与演讲的影响来找他，请他帮助去延安。后来，在张志让资助下，他们先去重庆，在北碚复旦大学学习后，辗转到了延安。还有一位青年，满腔热情要求去抗日前线，张志让通过朋友关系，把他送到苏北。后来，这位青年参加了新四军，在前线壮烈牺牲。

宪政先锋

1939年3月6日，梁寒操自重庆来桂林履行军委会政治部主任职务，并改组了政治部，张志让趁机离开。1939年夏，经千家驹介绍兼任广西大学教授，并接受聘请担任广西省政府高等顾问。在此期间，他除了兼课教书外，主要是和救国会朋友在一起进行有关抗战的工作。他还兼任广西建设研究会研究员、常务研究员、计划委员会委员，《国民公论》杂志编辑，文化供应社编辑部编辑、编辑部副主任，广西宪政协进会理事和常务理事。

1937年10月9日，广西建设研究会成立，以“三民主义及广西历年来建设经验，为适应对日抗战时期之需要，从事于广西省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建设问题的研究”为宗旨，李宗仁为会长，白崇禧、黄旭初为副会长。研究会网罗了许多文化界名流和进步学者，有李四光、胡愈之、李达、陶孟和、白鹏飞、欧阳予倩、夏衍、范长江、张志让、张铁生、陈此生、姜君辰等。

1939年，在全国人民要求民主宪政、反对独裁的强烈呼声中，国民参政会通过一项决议，准备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宪政，并设立了宪政实施协会，蒋介石为会长，陈布雷为秘书长，成员中有各党派负责人，周恩来、董必武为中共代表，张志让也参加了。该会第一次会议曾推出小组，起草一个宪政实施纲要性的文件，孙科为召集人，小组议定了文件草案，由张志让执笔。在这段时期，黄炎培与张志让商量，拟共同办一月刊，名叫《宪政》，宗旨是促进民主、宪政、抗战、团结，张志让为主编。张志让在《宪政》上发表多篇文章，主要是针对国民党的反民主与消极抗战，主张实现政治民主、言论集会等自由，发挥抗战力量。《宪政》除了以文化界人士为主组成编辑委员会外，还有实业界、银行界人士为发起人、赞助人，团结了各界代表人物，成为把民主运动在国民党后院深入开展的基地。

与此同时，桂林的进步人士认为，尽管国民党要实施宪政是真心实意还是虚晃一枪，需要观察，但是可以假戏真做。于是，广西建设研究会的进步人士李任仁、陈邵先、白鹏飞就抓住时机，发起成立了广西宪政促进会，聚集进步力量，动员社会各界，掀起促进宪政的运动，促使国民党实践宪政诺言。李宗仁等人看见人民群众对民主宪政的要求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同时他们又与蒋介石中央派系存在着矛盾，所以非但没有加以干涉，还暗中支持。

1939年冬，在桂林乐群社，广西宪政促进会召开成立大会，通过了章程和宣言，选举了会长和理事，张志让当选理事和常务理事。该会以统一战线的形式，以左、中人士为主，团结左、中、右各派，胡愈之、张志让等在该会中起重要作用。该会要求国民党早日结束训政，实行宪政，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反对特务统治，实行中央与地方分权等。哪知宣言通过之后，广西当局认为调子太高，对蒋介石过于刺激，对桂系不利，所以他们就退缩了。由于进步人士的坚持，宣言终于印了出来，分发全国，还在香港《星岛日报》上全文发表。广西宪政促进会与当时酝酿成立的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一南一北，遥呼相应，推进宪政实施。

张志让对宪法素有研究，写过许多相应的专题文章。广西建设研究会曾成立了若干宪法研究小组，如“总纲”“政制”“人民权利义务”“经济”“教育”等，分别指定专人进行研究，举行了十几次讨论会，提出具体建议。为了做好这项工作和扩大舆论影响，他们还在桂林广播电台组织讨论宪草的广播座谈会，向国内广播对“五五宪草”的反对意见，组织了文章在《建设研究》上陆续发表。

张志让一篇题为《人民自由在宪法的保障与限制》的长文，发表在《建设研究》第三卷第四期上，引起国民党右派分子的辩驳。反驳文章在《广西日报》上以大量版面发表，并对张志让恐吓、威胁。张志让不加理睬，继续撰写关于国家权力分配及政治制度、国家与革命的基本理论、国民大会延期后政府与人民的工作等方面的稿件，分别刊登在《国民公论》《建设研究》《救亡日报》等报刊上，坚持动员人民参加抗战与迅速实施宪政的观点，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的政治体制。

张志让针对少数人的中国不宜实施宪政的观点进行了驳斥。他说：目前国内有少数人以为在抗战期中，不宜实施宪政，此乃不明吾国近数十年来政治演变的历史与全国人民进步的情形。远者且勿具论，即以辛亥革命来说，武汉一呼，不匝月而响应达十七省之多，人民如此拥护所为者何？讨袁护法诸役人民群众反对帝制，反对复辟，拥护约法，所为者何？又如十五年（1926年）北伐人民热烈参加国民革命，推倒北洋军阀，所为者是何？一言以蔽之，皆愿实现民主、立宪政治耳！张志让在这里所说的“少数人”，指的就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势力，他们以抗日之名，行反对实施宪政之实，这就直接揭穿了蒋介石的假宪政的伎俩。

张志让还主张要迅速实施宪政。他说：要发动民众抗战，最关键的问题是迅速实施宪政，并列举了五条理由：（一）抗战、建国应同时兼行；（二）政治重于军事；（三）民众力量的最伟大；（四）全国统一团结是抗战胜利的必要条件，也是建国必由之路；（五）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他强调指出，这种宪法“必须使其能反映全国人民的意志，适应现时代的需要”。他进一步解释说：我们需要民有、民治、民享的新中国，需要动员全民参加，需要巩固团结，需要改进政治，而这些都以宪政为最有效的因素，所以在抗战时期内，必须迅速实行宪政。

张志让主张不论是抗战还是建国，都必须迅速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还政于民，给人民以民主权利。因此，他不遗余力为实施宪政鼓与呼。

民主斗争

1946年8月，张志让随复旦大学由重庆回到上海。张志让发起组织成立了上海各大学教授联谊会，简称“大教联”，这是党的外围组织，是中共上海地下党文化、工商统战委员会领导下的大学教授组织。参加者为以复旦大学为主的上海各大学进步教授，其中包括马寅初、周谷城、周予同、楚图南、郑振铎、叶圣陶、翦伯赞等80余名教授。“大教联”将全上海几十所大学的进步教授团结一起，开展爱国、民主活动。张志让与党组织建立了更加亲密的关系，每有行动必和党组织交换意见，遇到疑难问题主动征求党的指示。他在上海高校里领导进步教授多次发表爱国民主宣言，多达一、二十次，宣言揭露国民党挑起全面内战的反动行径，反对国民党出卖民族利益，抗议美军强奸中国女大学生事件，等等。他不顾国民党当局的威胁恐吓，每次发表宣言，几乎都由他执笔定稿，并总是由他带头签名。在国民党当局制造“五二O血案”、摧残上海爱国学生时，张志让拍案而起，领导复旦大学教授毅然罢教，在全国爱国民主运动中产生了重大影响。

解放前夕，张志让受党组织委托，多方做复旦大学校长章益的工作，团结各方面力量，挫败了国民党当局将复旦大学迁往台湾的阴谋。1949 年 7 月起，张志让任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1949年9月，张志让作为中华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的15名正式代表之一，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1日，张志让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受到接见时，请毛泽东主席为复旦大学题写校名。

法治贡献

解放后，张志让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是新中国第一代大法官。1954年，我国颁布了宪法。张志让一贯追求以宪治国、以法治国，他作为起草小组成员，满怀热情地参加宪法的起草和制定工作。1955年11月，董必武院长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审判了大量的刑事案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在罪名、刑罚、量刑方面存在着极规范的混乱现象。他要求最高人民法院从实际出发，以国家的政策、法律、法令为依据，以苏联的刑法科学为参考，对审判实务中量大面广又比较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加以总结。这项工作交由张志让负责，在他的主持下，最高人民法院组织了若干熟悉刑法业务的人员共同开展调查研究，调集和翻阅了19200件刑事案卷，从中选出5500件作为研究问题的基础材料，参考了一些审判经验总结材料。经过分类整理和归纳，拟定了当时刑事审判工作中常用的反革命、妨害公共安全、侵犯公共财产、妨害经济秩序、侵犯人身、侵犯公民财产、妨害婚姻家庭、妨害管理秩序、职务犯罪共9类罪名，以及常用的刑罚种类：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劳役、管制、逐出国境、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罚金、公开训诫共10个刑种，并对各项罪名的特征和构成要件，对每种刑罚的适用条件和具体量刑幅度都进行了总结，并选出若干有代表性的案例。1956年2月，完成了《关于刑事案件的罪名、刑种和量刑幅度的初步总结（初稿）》（下称《初步总结（初稿）》）。

1956年2月20日至3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联合召开第三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会议上，张志让副院长代表最高人民法院对《初步总结（初稿）》的起草过程和内容作了详尽说明，并且要求各地人民法院进行讨论，提出修改、补充的意见和案例。会后，有40个高级、中级人民法院、军事法院、铁路运输法院和4个政法院校提出了意见和案例。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国家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刑事政策也相应调整，因而，最高人民法院就没有对《初步总结（初稿）》继续修改、补充和定稿。

《初步总结（初稿）》对确定刑事案件罪名、适用刑罚的经验作了比较系统的总结，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对于人民法院改进刑事审判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也为国家立法机关的刑事立法提供了翔实、可靠的资料和案例。

张志让始终坚持“少杀慎杀”的理念。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他在负责死刑复核案件的审批时，对死刑复核案件的卷宗材料都要亲自阅卷，对个案的案情和证据都仔细把握、认真审核，尤其对是否核准死刑，再三斟酌。当时尚未制定刑法，但对案件中涉及的自首认定等法律问题，张志让都尽量通过组织专家论证等方式得出明确结论后，再组织研究案件的定罪量刑，真正做到了一丝不苟、慎之又慎。

终生遗憾

张志让为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而抱憾终生。

早在大革命时期，张志让就有强烈的入党愿望。但张庆孚告诉张志让说：党认为像他这样在社会上已有一定影响的人，在党外做工作比之入党作用较大，所以决定张志让不要入党。抗战时期到了武汉以后，钱俊瑞通知张志让，可以申请入党了，但先与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组织部部长和南方局组织部部长的博古谈一谈。张志让如约前往，未遇博古。不久，第三厅由武汉撤退，张志让也一同离开武汉，博古约谈之事没有下文了。

1939年4月底，周恩来途经桂林作短暂停留，接见了张志让、杨东莼等文化人与爱国民主人士。事前，胡愈之对张志让说：这次你的入党之事需要解决了。但在饭馆的便餐上，胡愈之向周恩来汇报张志让的入党问题时，周恩来回答说：现在不入党也可以，甚至还可以加入国民党，说明是要为革命的三民主义而奋斗。中共当时考虑到像张志让这样有影响的爱国民主人士，留在党外比加入中国共产党能发挥更大作用的缘故，所以这次没有批准张志让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张志让知道，中共在重庆曾让长期跟党走的人们（包括救国会朋友们在内）明白大致如下的意思：他们可以加入国民党，以便为抗战的利益，对国民党起些改进质量的作用。后来张志让听说著名人士洪深也加入了国民党，他当时认为洪深就是在这种意义上加入的。所以，张志让理解中共让他留在党外的意义。

1963年9月下旬，毛泽东主席接见阿尔及利亚法律代表团，张志让也参加接见。在代表团到来之前，毛泽东主席问张志让：“你现在还是民主人士么？你打算做一辈子民主人士啦 !”张志让一时竟无言可对。

为了让他方便工作，发挥更大作用，中共要求张志让留在党外，而国民党却积极拉拢张志让。就在周恩来与张志让谈入党问题的前一个月，即1939年3月，梁寒操带着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长陈诚的口信，劝张志让加入国民党，张志让回答：我并没有加入什么党， 但我也无意加入国民党”，这话似乎在表明他在政治上没有什么追求。然而，实际上并不是这回事。又一次在重庆复旦大学时，校长吴南轩来张志让处谈话，表示国民党要他来劝张志让入党，张志让表示无意加入。吴问：你既然阐扬三民主义，为什么就不愿加入国民党？张志让回答：国民党并未实行三民主义，所以我不愿加入。”吴南轩无言以对。

1964年，张志让自传中写道：“可是争取入党是我始终未变的意志，我对问到我这事的人也都说明，我是要争取并申请入党的，而且我还时常这样想：万一在我申请以前，有一天忽患急病，生死莫测，我是决定要学邹韬奋的前规，以遗言请求党批准我为党员的。这些都是确实存在于我心中的想法。但我在写这生平概况的时候，早已深深感到：不及早申请入党，是我生平所犯莫大的错误。”

自传初稿还未写完，就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了。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又继续改写这份自传，但未及最终定稿，他却于1978年病逝，自传成为一份没有交出的入党申请书！

（本文写作参考了张志让《自传》、千家驹《我所知道的张季龙同志》、尚丁《民主宪政运动的先锋战士张志让与<宪政>月刊》、李正文《党的亲密战友——张志让同志》、中国法院博物馆《记最高法院副院长张志让》。本文图片源自网络。）